作为领导权思想的语词载体，“领导权”是中共党史、革命史及其相关话语体系的一个核心范畴。既往研究往往认为，1925年中共“四大”正式提出这一范畴，但在“保马”今天的推文《瞿秋白与“领导权”的定名：Hegemony概念的中国革命旅程（1923-1927）》里，李放春老师从语词史、翻译史的角度看到，瞿秋白对这个列宁主义理论范畴的跨语际传播过程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于1923年最早译介并新造了“领导权”。在此影响下，实际上直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的中共“五大”，“领导权”才最终落定，成为中共政治决议的关键词，深刻影响此后漫长的中国革命历程。

这一现象折射出当时国共对立的时代大局，它并非简单停留于五卅运动的“反帝”层次。李老师对“领导权”的考证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真正的起点位置，也给我们理解这一革命的独特发展提供一条关键线索。本文原载于《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5期，感谢李放春老师授权“保马”转载！

瞿秋白与“领导权”的定名：

Hegemony概念的中国革命旅程（1923-1927）

文 | 李放春

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上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中共参与、领导的革命实践的中心问题。与此相应，“领导权”构成中共党史、革命史及其相关话语体系、叙事表达的一个核心范畴。[1]

早在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运动时期，领导权问题就已经发生，并在政治决议高度上正式被提出来。改革开放伊始，国内学界就对这一历史时期的革命领导权问题重新进行审视与考察。[2] 与此同时，就中共早期党内关于革命领导权的认识问题，学界也展开热烈讨论。[3] 争论的焦点一度集中在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思想的提出时间及其首倡者究竟是谁的问题。[4] 与这场持续十余年的争论相呼应，瞿秋白研究在中共为瞿秋白恢复名誉后也得以重新开展。[5] 作为中共早期领袖人物，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贡献逐渐为人所知。[6] 就领导权问题而言，瞿秋白的有关论述在中共党内不仅最早、最频繁，而且无疑也是最为深入的。可以说，在“领导权”这一列宁主义理论范畴的跨语际传播过程中，这位精通俄语的中国革命者一直处在最前沿的位置，发挥了关键作用。

以往关于领导权问题的研究多侧重于政治史、思想史的探讨，而鲜有从语词史、翻译史的角度对“领导权”概念的汉译语词本身展开专门考察。[7] 党史学界通常认定，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在于正式“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8] 然而，这次大会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实际并没有出现“领导权”一词，而是采用“领导的地位”的表述。[9] 也就是说，作为领导权理论之汉语载体的“领导权”一词另有其来历。1926年7月，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中提到要“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以“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10] 而直到1927年5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领导权”才真正成为中共政治决议的核心关键词。[11] 在这期间，中共党内对领导权问题的认识处在初步探索阶段。[12] 在这期间，“领导权”一词的译定也经历了一个过程。然而，这一“定名”的过程却没有得到以往研究者的充分关注。概念翻译是跨语际的思想传播与理论消化的关键环节，其中往往蕴藏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为此，本文拟考察、梳理“领导权”这一滥觞于俄国革命的政治范畴的中译过程。通过结合政治史、思想史与语词史、翻译史的考察，我们才能更加准确地厘清历史细节，从而进一步夯实党史重大问题的事实基础。

正如1920年代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领导权”(hegemony)一词在中国的传播也有着世界革命的背景。半个世纪前，当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意文egemonia，亦译“霸权”）理论开始在西方思想界流行时，英国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就曾通过概念史的考察揭示出葛兰西领导权思想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起源。[13] 通过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等文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概念（俄文гегемония/gegemoniya）传播到了东、西方世界（包括中国和意大利）。[14] 近来，安德森又对hegemony一词做了长线的比较历史语文学考察，将其传播、演变放置在全球史的视野下加以宏观地审视。[15] 在其书名中，安德森干脆把hegemony称为h-word，生动地表达出这个概念的国际传播、运用过程中呈现的复杂意涵——“政治上而言，其在不同时间、场合的理论家们包括了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及民粹主义者，一端是反动之盾，一端则是革命之剑……”，真可谓“一言难尽”。[16] 中译本将书名译为《原霸》，应该说把握住了全书的主线。[17] 然而，“原霸”这个很有中国韵味的标题却也摆明了全书的问题所在。在这项出色的研究中，安德森将其关于hegemony一词的考察旨趣主要放在国际政治领域的霸权（与反霸权斗争）问题上。当他尝试与中国政治思想会通时，也就追溯到了“霸”这一范畴。正如安德森在书中的考察所示，现代汉语中的“霸权”一词有其自身的历史文化渊源，而与作为国际权力关系范畴的hegemony一词形成对接。[18]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代汉语中与作为列宁主义政治范畴的hegemony（гегемония）有着直接渊源关系的“领导权”一词，在他的全球史图景以及中国叙事中被完全“遗忘”了，而这本应是关于hegemony这个“h-word”的全球史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19] 本文的一个目的则是弥补这段缺失的故事，即：Hegemony一词及其承载的列宁主义理论思想在1920年代中国的革命旅程。如果说领导权概念在西方的传播，开出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这朵思想之花，那么，它在中国的传播、落地生根，则结出了更为实质的政治之果。这个概念的引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进程。

在展开考察之前，有必要先指出的是，研究者在使用原始文献（特别是译本）时要特别注意其形成的时间。由于许多相关外文历史文献（主要是共产国际方面的俄文、德文以及英文文献）是在1980年以后才陆续译出的，译文中往往采用了经过历史沉淀后落定的译词。因此，这些经过翻译的所谓“原始文献”实际已无法准确呈现当时的语词状况了。梳理“领导权”一词的定名过程，笔者主要依赖的是瞿秋白相关论述文字。[20] 这位有旅俄经历、精通俄文的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他的文字不仅最为可靠，而且也最为连贯、系统。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下文中，首先扼要考察“领导权”一词的俄国起源。然后，梳理瞿秋白1923年以来关于领导权思想的译介情况。最后，着重考察1927年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传到中国后的情况。

作为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核心范畴，“领导权”是一个源自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观念。因此，有必要先来扼要考察下这个概念的俄国渊源。

前文已提及，安德森最早追溯了“领导权”（hegemony）思想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起源及其演变过程。近来，他在其关于hegemony（“霸权”）的历史语文学研究中对其作了进一步考证。这个词源自古希腊语词ἡγεμονία/hegemonia。当时，指城邦国家中的霸主国家与其它国家之间的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古典词汇被普列汉诺夫等早期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发掘出来，用以刻画社会阶级之间的政治关系，从而被赋予全新的意涵。[21] 例如，1901年，普列汉诺夫在批评俄国劳工运动中的经济主义趋势时指出：“在与绝对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党必须掌握主动”，以便“俄国社会民主党——俄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赢得与沙皇专制之斗争的政治领导权（hegemony）”。[22] 很快，这个概念也被列宁等年轻一代革命理论家们所采纳。

1905年革命爆发后，列宁尝试将这项之前只是流于泛泛而谈的政治议程转变成目标高度明确的革命战略。[23]他在党内与“新火星派”的论战中，提出了“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策略主张。[24] 此后，直到十月革命前，列宁一直坚持了这一思想。他抨击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等孟什维克派试图将无产阶级的视野缩小为建立“阶级政党”的主张是向经济主义的倒退，放弃领导权思想是“改良主义最为粗俗的形式”。与之针锋相对，他强调工人阶级应该坚持在反抗沙皇专制制度的共同斗争中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这并不会削弱工人阶级的阶级认同；相反，只有通过这样的工作，工人阶级才能真正成为一个阶级。[25] 1911年，列宁在与巴扎罗夫、列维茨基等“取消主义”派的论战中进一步抨击了将领导权与“阶级政党”对立起来的观点。他指出：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很快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随着实际事态的发展，列宁不再公开提“无产阶级领导权”了。但是，从他的言论中仍可清晰窥见其踪迹。例如，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交的关于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提纲围绕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展开。但是，其中融入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列宁号召各国共产党人要竭力实现“更密切地联系群众”的口号。他指出：

这段话中虽然没有出现“领导权”的字眼，但显然是其领导权思想的延续。

安德森认为，1920年代初，随着布尔什维克赢得内战的胜利，“领导权”一词在苏俄内部不再发挥实际作用。[28] 对此，英国学者克雷格•布兰迪斯特（Craig Brandist）则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内战结束后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在俄共（布）党内关于国内政治形势的讨论中仍旧占据着重要位置，即使是当人们没有使用“领导权”一词的时候。[29] 以季诺维也夫为例。在俄共党内高层中，他是使用гегемония这一术语最为频繁的领导人。1923年，季诺维也夫在其关于俄共党史的讲课中细致地梳理了领导权思想的历史。[30] 同年，他在《布尔什维克与无产阶级领导权》一文中指出：如果必须用一个词来命名布尔什维主义的中心思想，“我们会说这个思想就是无产阶级领导权”。[31]

值得指出的是，季诺维也夫曾长期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他和布哈林等其他领导人使列宁主义领导权思想在共产国际中发挥了很大影响，并通过共产国际的文件、指示而得以广泛地传播。葛兰西最初就是在驻共产国际工作期间接触到领导权理论思想。[32] 瞿秋白也是如此。正是他最早在中共党内译介、传播领导权理论思想。

毛泽东在回顾中国人寻找革命真理的经历时曾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3] 事实上，所谓“送来”的过程中还包含着中国人赴苏俄“取经”的环节。瞿秋白就属于最早的一批“取经人”。[34]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瞿秋白以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身份出席大会。此次大会通过了《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东方问题指导原则》等重要决议。1923年初回国后，瞿秋白随即着手组织编译国际“四大”的重要文件，准备向中共党内介绍国际“四大”情况，传达会议精神。4、5月间，他受陈独秀委托负责筹办《新青年》季刊。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在广州出版。瞿秋白将之命名为“共产国际特号”。这期的内容以他编译的两篇文章《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之党纲问题）》《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共产国际之策略问题）》为主体，并同期刊登了列宁、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演说及其它大会文献。

瞿秋白的两篇长文分别介绍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形成的政治纲领与行动策略。他在《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一文中讨论了共产国际的策略总原则——“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及其运用。其中写道：

应该说，瞿秋白关于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阐述中已包含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据曾参加过《瞿秋白文集》编辑工作的丁守和考证，这篇写于1923年2月的文章应是中共党内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最早论述。[36] 《瞿秋白年谱详编》的两位编者也采纳了这一看法，认为该文“在党内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37] 的确，瞿秋白的旅俄经历以及他出色的语言与文字能力，使得他能够站在接触与传播革命新思想的最前沿。

不过，就本文关注的语词本身而言，应该看到瞿秋白当时并未使用“领导权”一词，而是采用了“指导者的地位”这一表述。此外，瞿秋白为《新青年》季刊撰写的“新宣言”中还说：“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所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不期然而然突现极鲜明的革命色彩。”[38] 与瞿文同期刊载的共产国际“四大”关于东方问题的决议译本（一鸿译）中，可以看到类似表述：“无产阶级若能为取得农民中之同情而斗争，则必自成就其政治上的领袖地位。”[39] 对照俄文原本可以看出，“指导者”“领袖”应是俄文вождь/vozhdya——而不是гегемония（hegemony）——一词的对译。[40] 其中，“领袖”一词为传统语词，而“指导者”一词或是来自日本的和制汉语，待考。

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瞿秋白以苏俄归国代表身份出席大会，并简要汇报共产国际“四大”的情况，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41] 6月20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对这个党纲的形成过程，瞿秋白后来曾有过专门交待。这个党纲最初是他起草的，但大会之后又经过陈独秀修改后才付印。经陈修改后的党纲中说无产阶级是革命中“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而瞿秋白的原文说“此革命之中，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42] 从瞿秋白提供的原稿措辞来看，是遵循了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20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致信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汇报中共三大情况时谈及瞿秋白，盛赞他是“唯一真正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唯一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43] 21日，瞿秋白受中共中央委托致信季诺维也夫，汇报中国情况。[44]

9月，瞿秋白写长文《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后刊于《新青年》第2期。在这篇文章中，瞿秋白开宗明义提出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民治主义和社会主义究竟哪一个要实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究竟哪一个能取得革命运动的领袖？”[45] 显而易见，这里的“领袖”指的就是阶级领导权。全文三节，分述马克思、列宁的相关论述并探讨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沿着马列主义理论，瞿秋白构想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战略。他指出：“独有无产阶级能为直接行动，能彻底革命，扫除中国资本主义的两大障碍；就是以劳工阶级的方法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46] 从文本结构来看，论述引经据典，分析层层推进，展示了瞿秋白出色的理论能力。从文字措辞来看，他对如何表述领导权思想颇为踌躇，一时举棋不定。因此，文中交叉采用了各种说法，如“领袖”、“领袖地位”、“指导者”、“指导权”等。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文中已出现“领导权”这一术语。瞿秋白在第二节中介绍列宁提出的“平民的革命民主的独裁制”时写道：

不过，“领导权”在全文中仅出现这一次，而且还不能说是在论述领导权问题时的正式运用。看来，当时他对这个新造词并不是很有信心。

综上，1923年时瞿秋白已经在中共党内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对于如何在现代汉语语境中表述领导权思想，他也做了努力。而且，他甚至已经新造了“领导权”这个汉语词组。不过，当时他并没有确定这个表述。从思想的输入，到概念的定名，还有一个过程。

学界通常认为，1925年初中国共产党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中正式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48] 然而，前已指出，该决议案虽写入了领导权思想，但当时并未采用“领导权”这个术语，而是采用“领导的地位”这一表述。另外，论及中共“四大”决议，还要涉及一桩公案。“四大”召开前夕，刚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归国的彭述之曾在《新青年》季刊上发表《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一文。这篇文章正面提出了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在中共党内引起了注意。[49]

彭述之的文章直接针对的是陈独秀的国民革命论。他不点名地批评了陈独秀对工商业资产阶级抱有的政治幻想，同时也抨击了陈对工人阶级的悲观态度，并针锋相对提出工人阶级是中国国民革命领导者的主张。[50] 据郑超麟回忆，这一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最初是共产国际东方部提出的，并经中共旅莫支部讨论、接受，即所谓“国民革命论”。这个理论“强调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进行中要争取革命的领导权”。[51] 实际上，早在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示中便提出领导权问题了。最初的草案由维经斯基（时任东方部副主任）起草。布哈林对草案做了修正，增写了“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的话。[52] 布哈林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还提到，季诺维也夫也同意他的修改。[53] 但是，这个指示当时没有赶上中共“三大”的召开。而且，原指示信中“领导权”的俄文用词也不是гегемония，而是一般意义上的руководство/rukovodstvo一词。[54] 事实上，列宁等俄共领导人的著述以及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中，经常采用руководство、вождя等相关术语来表述领导权思想。

彭述之归国后，旋即成为国际新精神的倡导者。他的认识虽然是根据莫斯科方面的意见，但做了自己的发挥。在《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文中，他提出了工人阶级天然领导国民革命论。彭文中比较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势力与觉悟力，认为资产阶级势力薄弱、心理软弱，“绝无领导别的阶级之可能”。[55]另一方面，1922年香港海员总罢工、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等则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证明“中国工人阶级真正能担负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使命”。进而，彭述之提出：“中国工人阶级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革命性与觉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 [56] 这个无产阶级天然领导革命论在党内的思想影响一度很大。[57]

不过，从语词史的角度而言，彭文在术语上并没有创造性贡献。彭述之在行文中较为统一地使用了“领导”、“领导者”“领导阶级”“负担领导革命责任”等表述。然而，彭文中没有出现过“领导权”或与之类似的字眼，也没有“取得领导权”“取得领导的地位”之类的句式。文中常见的句式是“作领导”“作领导者”“作国民革命的领袖”等。顺带再提及一下，彭述之晚年为了凸显个人的贡献，宣称瞿秋白未参加“四大”，但这不是事实。中共“四大”的决议案即由共产国际代表伍廷康（即维经斯基）起草，再由瞿秋白翻译成中文。[58] 议决案中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59] “取得领导的地位”这样的措辞确是瞿秋白的风格。“四大”召开后不久，瞿秋白写信给鲍罗廷汇报了大会情况。信的中文本里倒是出现了“领导权”一词，不过是1990年代才从俄文本译过来的。[60] 而且，核对俄文原信，瞿秋白使用的是руководство一词。[61] 看来，尽管当时他已很熟悉领导权思想，但гегемония这个概念尚未真正进入其视野。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6月初，瞿秋白撰写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一文在《新青年》上发表。文中将孙中山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革命家”，赞他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指引了正当的道路。瞿秋白认为，只有中国平民是中国民族的代表，是“民族革命的领袖阶级”，而孙中山是“代表中国平民的民族革命的首领”。同时，他也指出，所谓“平民”实际包含了利益不同乃至相反的许多阶级。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民族革命运动中便得着了一支生力军——革命的无产阶级，真正能做革命的先锋的，而且是革命运动的领袖阶级。”[62] 瞿秋白在文中论及“平民”时，交替使用了“领导阶级”“领袖阶级”以及“指导阶级”的表述。而在谈到无产阶级时，他采用了“领袖阶级”。1927年初，瞿秋白将这篇文章收入自编论文集时做了文字修订，特意在“领袖阶级”之后附上其英文表述Class-hegemon。[63]

五卅惨案以后，瞿秋白撰写了大量时论，鼓舞民气，引导舆论。1926年初，他发表了长文《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阐述五卅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政治意义。瞿秋白指出：“五卅运动的意义，正在于中国工人开始执行他的历史使命——领袖国民革命以解放中国民族和自己。中国的国民革命从五卅开始了！”[64] 他认为，五卅后民众运动深入发展，各阶级汇合成一空前的革命的群众运动。而在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里，“无产阶级的领袖地位和政治指导，不但实现于实际行动，而且在这一斗争里证实了无产阶级是能解放中国民族的主要力量。”[65] 然而，上海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商会、国民党右派采用妥协策略，破坏联合战线而致革命运动失败。在瞿秋白看来，这证明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66] 五卅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其政治意义却非常重大。瞿秋白特别提到，受五卅运动的影响，不但城市小资产阶级一开始就站在革命派的一方面直接参加斗争，而且河南、广东等地的农民也渐渐地开始活动，反对苛捐杂税，反抗地主。他指出：“无产阶级的全国指导要更加集中统一，无产阶级与农民运动虽开始联合，还要有百倍于现在的深切关系之领袖地位。”[67]

瞿秋白在这篇长文中关于五卅运动及其重大政治意义的分析、阐述，非常有意识地贯穿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可以说，在中共四大提出领导权问题后，五卅运动就是这一思想通过革命实际行动的“落地”。就其用词来看，文中交替采用了“领导”“领袖”“指导”“引导”等动词以及“领袖地位”“指导权”等名词词组。1927年初，瞿秋白整理自编论文集时对此文做了修订，并给第二节加上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互争领袖权”的小标题。[68] 实际上，正文中统一使用的是“指导权”，而没有出现“领袖权”。对同期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他也做了类似处理。例如，第二节增加了“共产主义及无产阶级领袖革命之问题”。[69] 这表明，1927年初瞿秋白准备出版自编论文集时曾一度试图在形式上统一用语，即采用“领袖”“领袖权”等表述。[70] 但是，这并非1926年初时的情况。当时，他在在“领袖”“领导”“指导”几个词之间一直举棋不定。

1926年3月，瞿秋白在《新青年》第3号上发表的文章中使用的是“指导权”，而在两个月后出版的《新青年》第4号上发表的文章《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中则转而使用“领导权”。文中论及工人阶级时指出：“他们一年来的组织工作和斗争经验，自然使他们积极的准备自己的力量，继续征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71] 前文提及，这年7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决议案》等文件中也出现了“领导权”的字眼。到了8月，瞿秋白关于北伐之意义的一个谈话记录稿中则同时采用了“领袖权”“领导权”“指导权”三种表述。[72] 显然，当时对于如何表述领导权思想仍无定论。

尽管一时举棋难定，但瞿秋白已基本确定了这个术语的汉语构词形式。即，由“领导”（或“指导”“领袖”）与“~ 权”组成。与“领袖”“率导”“统率”等词汇不同，“领导”是个现代白话用语。1920年代以前，“领导”一词已经出现。不过，当时这个词的用法比较广泛，如乐曲指挥、船只引航等，而无特别政治内涵。在瞿秋白、彭述之等人的笔下，“领导”很快成为一个政治用语。瞿秋白在《新青年》创刊号上的两篇文章中使用了“指导”“引导”“领袖”“领导”等词。接着，《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中出现了诸如“尽领导之责”“领导全体平民”的表达。1925年初由他翻译而成的中共“四大”政治决议案中又进一步出现了“取得领导的地位”的表述。此后，“领导”就成为正式的政治词汇了。至于“~ 权”的构词形式，则与“~ 主义”（以及“~论”“ ~说”等）、“~精神”“ ~ 性”“ ~化”等日译新词不同，乃是源自古代汉语。清末时，这一表述方式已非常流行。例如，1903年出版的《新尔雅》中就收录了不少，如释政类中的“立法权”“行政权”等，释法类中的 “人身权”“财产权”“占有权”“领域权”等等。[73] 大体来说，在这些词组中，“权”有时指政治意义上的权力（如主权），有时指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如人权、言权、女权等）。与此不同，“领导权”既不关乎国家权力，也无关乎个人权利，而是关乎革命阶级及其先锋队政党的历史使命（“天责”“天职”）。[74] 同时，它也是一种实际的政治影响力（能力、“实力”）。[75]

正因为是新词汇，瞿秋白一度在“指导权”“领袖权”“领导权”几个表述之间徘徊不定。直到1927年初，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新决议激发，他才尝试做出取舍。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召开。11月29日，谭平山作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谈到了中国无产阶级须争取国民革命领导权的问题。[76] 30日，大会讨论谭平山的报告时，美国代表邓肯、苏俄代表彼得罗夫等与会者都强调了中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77] 同日，斯大林在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表重要演说。论及中国革命的特点，他指出：“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然应当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论及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他认为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政权。“这将是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更确切地说，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 [78] 斯大林演说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定了基调。12月16日，大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决议提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向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而向这一方向发展的前提就是确保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

1927年初，共产国际决议案传到上海。中共中央随即着手翻译，并组织讨论。[79] 中央政治局关于国际决议案的解释中说，此次共产国际扩大全会“对于中国问题，抓住了要害，大刀阔斧的说明了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质，并且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及整个的中国革命之一贯的方针与战略”。[80] 政治局检讨了过去的根本错误在于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截然分为毫不衔接的两个时期。如此，则“我们自第四次全国大会以来所高叫的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去年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所高叫的和资产阶级争领导权，都成了一句好听的空话”。[81] 可见，问题的焦点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革命“新阶段”的领导权。

正是在国际决议案的鼓舞下，瞿秋白于1927年2、3月间撰写了《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一文，系统抨击中共党内以彭述之为代表的“中国革命之孟雪维克主义”。[82] 这部长达7万多字的作品，探讨的中心问题正是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争取领导权的问题。瞿秋白在开篇引言中提出五个根本问题：（一）中国是否革命？（二）中国是谁革谁的命？（三）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里谁应当是革命之领袖阶级？并说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革命之领袖权（Hegemony）的意义。（四）无产阶级应如何去争此革命中之领袖权？并说明共产党对于国民党之态度。以及（五）中国共产党过去是否争过革命之领袖权？这是审查过去策略的正确及错误。[83] 这段文字的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在于，瞿秋白特意在“领袖权”之后注明了其对应的英文概念hegemony。这表明，他非常有意识地要以布尔什维主义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来指导其关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认识与反思。而且，他把hegemony这个概念译作“领袖权”。

前文已提及，瞿秋白在1927年初曾整理此前发表的文章，并自编论文集。在这个过程中，他尝试统一术语。例如，他在2月17日写定的文集自序中就尝试统一采用“领袖权”“领袖国民革命”等表述。文中写道：

至于为什么倾向“领袖权”而不是“领导权”，瞿秋白没有作过任何交待。与“领导”这一现代白话用语不同，“领袖”乃是古汉语词。进入近代以来，“领袖”通常指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界的首领人物。或许，瞿秋白觉得“领导”这个新词过于通俗，从而一度倾向于转用“领袖”这个古语词来传递新意？[85] 或许，他只是出于政治考虑，刻意为了跟党内政治对手（特别是彭述之）在用词上有所区别？我们不得而知。无论如何，瞿秋白的做法还是标示出了“领袖权”要传递的特殊政治意涵。

回过头来看共产国际的中国决议案。决议中将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并以各种社会力量的结合改变为证。现在革命运动已到了第三阶段之门。在这个阶段中，将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结合，而一大部分的大资产阶级将离开民族解放斗争的战场。决议特别指出：在这个阶段中，“革命运动的领袖权（hegemony），将日渐落在无产阶级身上”。[86] 共产国际决议中数次出现了гегемония（hegemony）这个关键词，而从“领袖权”这个中译词可推断，决议应是经瞿秋白之手译出。

国际决议认为，中国革命的前途首先取决于无产阶级的作用。最近两年来的事实证明，“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组织斗争的民族革命的战线。只有在无产阶级统率之下，反对外国资本统治的斗争才能胜利。”[87] 另外，决议还强调，在现时革命发展的阶段，土地问题已成为中心问题。“哪个阶级能够毅然攫住这个问题而给以彻底的答复，这个阶级就是革命的领袖。”[88] 从决议措辞来看，仍是不统一的，其中既有“领袖”“领袖权”，又有“领导”“领导权”。这倒是很符合瞿秋白的用词习惯。

再来看《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情形也是如此。尽管他更倾向于“领袖权”这个译法，但正文中还是随处可见“领导权”。例如，他在文中批判彭述之的“天然领导”论时就同时采用了“革命领袖权”“革命领导权”。[89] 从行文来看，瞿秋白并无意宣称“领导权”一词的发明权，甚至干脆让给了党内对手彭述之。他提到，彭述之在三年前说“领导权天然在工人阶级”云云。其实，彭当时的原话——“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并没有出现“领导权”的字眼。[90] 瞿秋白自己一度属意的是“领袖权”。然而，不久他就改变了想法。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4月29日，陈独秀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中，有一节谈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态度非常含糊，一笔带过了。[91] 次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讲话则高度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和整个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权。[92] 这和陈独秀的报告形成鲜明对比。瞿秋白在会场上散发了他写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据陆定一回忆，陈独秀主持会议，未让代表们讨论瞿秋白的意见。后来，瞿秋白也在大会上发言。他还是维护陈独秀的领袖地位，没有点他的名，只是批判彭述之。[93] 据郑超麟回忆，瞿秋白的现场演说并没有小册子里那种锋芒，而彭述之的答辩则使人觉得他和瞿秋白意见相差不多。[94]

5月1日，《向导》发布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告中国民众书》。这两篇公告中都突出了无产阶级在中国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95] 5月3日，维经斯基在大会上讲话时指出：现在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再是理论问题，而将成为现实。无产阶级将在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联盟中起主导作用，现在它是这个联盟中的革命力。[96] 这是对罗易4月30日讲话观点的重申。5月4日，罗易作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大会中国问题决议的报告。他从理论上阐释了共产国际提出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基本考量，并强调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三个阶级联盟的专政乃是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发展的保证。[97] 经过罗易的阐述、说服，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最终决议通过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98]

5月9日，大会通过《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在这个议决案中，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贯穿始终。例如，议决案第1条关于政治形势的研判中指出：自五卅起，“在过去的二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站在最主要的地位上。如今他已取得斗争的领导权。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这样的地位，足以保证革命的前途，将来不会开出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而是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第2条指出：现在革命已进到第三个阶段，“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在这革命的联盟之中，无产阶级将实行其领导权”。[99] 值得注意的是，议决案中频繁使用了“领导权”这个术语，作为гегемония（hegemony）的汉语对译。可以设想，正是由于领导权问题在此次大会上得到高度强调，使得中译术语的统一变得非常必要了。

就在大会通过议决案的前一天，《向导》周报第195期上刊登了罗易的文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之意义》。文章指出，第五次大会的使命是“指示革命的前途，供给一个观察明敏的、坚决勇敢的领袖组织，以领导在这严重时期中的革命运动”，而此次大会已经完成这个使命，并“指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骨干”。文章进一步指出，

一方面指出无产阶级在当时不能单独指导革命，另一方面则又强调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hegemony）的独占性。要把这个道理阐明，就必须从概念上区分开hegemony与leadership。两个月后，该文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时，以上这段话被局部删改（法文版）或悉数删除（英文版）。[101] 看来，这样的策略主张在政治上颇具争议。不过，就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这段话的重要价值则在于通过汉译术语将hegemony与leadership的区分表达出来。并且，罗易文章的译者将hegemony一词对译为“领导权”。

与罗易文章在《向导》同期发表的还有瞿秋白论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使用的术语也是“领导权”。[102] 可见，《向导》195期上尝试统一了hegemony一词的译法。可以合理推断的是，大会期间对于hegemony的中文译法肯定有过讨论，并形成共识。“五大”会后，瞿秋白写《论中国革命之三大问题》。文章指出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存在几个主要危险，如资产阶级有获得革命领导权的可能的危险、无产阶级对于革命领导权作用没有准备的危险。[103] 比较此前的著作，这篇作品的一大变化就是实现了术语的完全统一，通篇只采用“领导权”，而不再出现“领袖权”。此后，瞿秋白就一直使用“领导权”了。Hegemony一词的译名确定为“领导权”，最初或许不是瞿秋白个人的意见。但是，毋庸置疑，瞿秋白对该词定名的实际贡献是最大的。

综上，经过中共“五大”后，“领导权”（hegemony）一词才真正在中国革命政治中落地了。[104] “五大”闭幕时，罗易曾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团致辞，称赞中共“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而“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将在共产国际决议案指示的路线下发展中国革命”。[105] 然而，“五大”的政治意义在中共党史上则聚讼不已。毕竟，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昭示出这次大会在理论与实际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国际代表罗易本人在一些与会者眼中就是个“有原则而无办法”的空谈理论家。[106] 不过，他来华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使命，倒促成了hegemony这一重要概念的汉译定名。随着“领导权”一词尘埃落定，“领导”也逐渐取代“指导”“统率”等词汇而成为中共政治措辞中的核心术语。此外，“领导”与“领袖”两词也实现分野。后者逐渐与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脱钩，回归名词本意，并完全丧失了动词功能。

“每个词语都有它的历史。”正如这句方言学名谚所言，作为无产阶级领导权（hegemony）思想的语词载体——汉译词“领导权”也有它的历史。“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是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俄国革命者的创造，而“领导权”这个汉译词则是瞿秋白的创造。虽然，他本人注重的是领导权思想本身，而从无意宣称这一译词的发明权。早在1923年，他就在《自民治主义到社会主义》一文中使用了“领导权”这一术语。同时，他也使用“指导权”“领袖”等表述。此后的几年中，一直在这几个术语之间举棋不定。在此期间，中共“四大”以及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一系列议决案中，虽然提出了领导权问题，但并没有采用“领导权”一词。直到1927年初，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传到上海后，决议中频繁出现的гегемония（hegemony）一词引起瞿秋白的高度注意，并一度尝试统一采用“领袖权”来翻译。4、5月间，罗易率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中共“五大”、传达国际决议。最终，中共在“五大”期间将hegemony的汉语译词确定为“领导权”。这是本文所勾勒的h-word之全球史中一段中国革命旅程。

胡绳曾经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又有一个艰苦的历程去消化它。”[107] 概念翻译是跨语际的思想传播与理论接受过程中的关键环节。瞿秋白在领导权一词“定名”上的踟蹰反复，具体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消化”过程中的早期努力。此外，“领导权”一词的定名过程，也标示着中国革命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过程中走出对日本思想中介的依赖，直接站在思想的最前沿接触、“消化”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理论。[108] 这正是瞿秋白那代革命“取经人”的贡献所在。

从《新青年（季刊）》第1期上瞿秋白介绍共产国际党纲与策略的编译文章，到《向导》195期上“领导权”一词的落定，历经近四年时间。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时期。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激情澎湃的时期，也是中国政治角逐与斗争异常激烈的血雨腥风的时期。尽管“大革命”失败了，“领导权”这一列宁主义术语在剧烈的政治动荡中却得以落地、生根。它是这场革命的一个重要遗产。通过“领导权”这个新造语词，它所承载的政治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此后漫长的中国革命历程。而在革命胜利之后，围绕“无产阶级领导”“党的领导”展开的言说与实践成为人民共和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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