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云：“中国政治最高的是‘礼’，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礼治。”[1]可见礼法制度是政治的根本，其中丧服制度事关人伦的安排，是重中之重。丧服制度既包括经典文献《仪礼·丧服》中的条目，也包含后世的创制。在经典的制度化中，儒家学者的议礼学说起了关键的作用。名儒议礼莫盛于晋朝，徐乾学云：
古今议礼之家莫详于晋，亦莫善于晋，其时庙堂之上，学士大夫各执经以立论，咸灿然可观，实后代所不及。如后母之子为前母制服，及父母不知存亡，子行丧制服之议，事出创见，礼所不及者，亦皆辨之成理，可为后世遭变礼者之准。如此之类，咸为采入，以继于《礼经》之后，庶几处礼之常者，既有所考见，而处礼之变者，亦得以折衷云。[2]
徐氏认为，虽然《礼经》有极其详细的服制条目，但现实生活中仍有许多变礼。如《丧服》中无“前母”的概念，晋代却出现了“后母之子为前母制服”的案例。[3]这就需要学者依据《礼经》的原则进行推论，并给出合理的裁断。对于变礼的折衷，不仅解决了当世的问题，更给后世“处礼之常者”提供参考，深化对于《礼经》原则的理解，故而徐乾学的《读礼通考》收录了大量的议礼之文。
除了“事出创见”的变礼之外，现实政治中更有直接违背《礼经》原则的议题，如“反向为后”问题。晋元帝令庶子司马晞出继武陵王喆，后至晋穆帝时，晞母薨逝，时为武陵王的司马晞为本生妾母当制何服，却成了棘手的问题。因为《丧服》中只有小宗之子出继大宗的规定，[4]以卑继尊，而天子庶子出继诸侯王则是“反向为后”，是非礼的。而出后之庶子为其本生妾母制服，又涉及余尊厌、出降、庶子为后“妾母私亲妨祭”等问题，就格外的复杂。诸家之论，以及诏书所定，都力图为“非礼”之礼提供圆满的解决方案。本文试图探讨诸说背后的学理以及皇权对礼学原则的入侵。
在探讨“反向为后”中的妾母服制前，有必要对一般为后中的本生妾母服制做一个梳理。此即庶子为人后者为其母的服制，然而《仪礼·丧服》中没有直接的规定，只能通过相关条目进行推演。具体来说，是由庶子为妾母之服、庶子为父后者为妾母之服，推出庶子为人后者为妾母之服。
首先是庶子为妾母之服。按照士制，庶子为妾母之服即是平常的母子之服，父在为母杖期，父没为母齐衰三年。若是大夫以上之制，还有厌降以及余尊厌的问题。
（《大功章》）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为母……传曰：何以大功也？先君余尊之所厌，不得过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则从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郑注】公之庶昆弟，则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则父在也。其或为母，谓妾子也。言从乎大夫而降，则于父卒如国人也。[5]
（《记》）公子为其母，练冠，麻，麻衣縓缘，……既葬除之。
【郑注】公子，君之庶子也。其或为母，谓妾子也。诸侯之妾子厌于父，为母不得伸，权制此服，不夺其恩也。[6]
由上所引《丧服》经传及郑注可知，大夫之庶子、诸侯之庶子为其母服丧，受到父亲的厌制。其中大夫庶子为其母，父在时受到厌降，由齐衰杖期降一等至大功，此即郑玄所云“大夫之庶子，则父在也”；父没后则厌降解除，仍服母齐衰三年，此即郑玄所云“父卒如国人也”。若是诸侯之庶子，则厌降的程度更深，父在时，庶公子为其母在五服外，仅服“练冠、麻（绖带）、麻衣縓缘”；父没后，仍受到父亲余尊的厌制，[7]为母仅服大功。天子、诸侯厌降的制度相同，则天子之庶子为其母，也是父在厌降至五服外，父没余尊厌至大功。
其次，若庶子为父后，则为母仅服缌麻，其制服原理是“私亲妨祭”原则。
（《缌麻章》）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传曰：何以缌也？《传》曰：“与尊者为一体，不敢服其私亲也。”然则何以服缌也？有死于宫中者，则为之三月不举祭，因是以服缌也。[8]
所谓“庶子为父后者”，即是以庶子的身份继承父亲的宗庙祭祀之权，且此时父亲已经去世。由于父、祖等“尊者”的祭祀由自己主持，庶子因主祭而“与尊者为一体”。既然如此，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的服制，也应当从父、祖等“尊者”的角度考虑，而不是从己身的角度考虑。自父亲言之，母亲仅为妾，与父亲并非是“夫妻一体”关系，父不服妾。所以庶子与妾母虽然在血缘上是“母子至亲”，但庶子“与尊者为一体”，则妾母之于子，只能算“私亲”。对于“私亲”的概念，张锡恭有详细的辨析：
凡私亲与私尊不同，適妻之子，父在称其母为私尊者，以己所独尊，而非父之所尊也。父虽不以为尊，而固以为至亲，则非私亲矣。故父在为母，服期之至重者，杖而菅屦，父卒则三年。虽废祭而无以嫌于父之至亲，而非己之私亲也。[9]
张氏区分了“私亲”与“私尊”两个概念。“私尊”指的是父之適妻，由于父为一家至尊，父之適妻屈于父，虽为子女所尊，只能算是“私尊”。然而“私尊”来源于“夫妻一体”的“至亲”关系，父之適妻是父亲之“至亲”，才能成为子女之“私尊”，[10]也因为“夫妻一体”而尊卑与夫相同。[11]又按照礼之通例，吉凶不相干。祭礼属于吉礼，而丧礼属于凶礼，两者矛盾。適妻与夫同尊，故而宗庙祭祀应该让位于適妻之丧。但是妾的地位低微，不能因为妾母之丧而影响尊者的祭祀，故庶子为父后者本不应为妾母服丧。另一方面，又考虑到庶子无服终究于情不忍，恰好在祭礼中有遇到“死于宫中者”三月废祭的旧例，则可据此为妾母制服缌麻三月。这就是妾母服制中的“私亲妨祭”原则。
需要说明的是，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服缌麻，对比一般的父没为母服齐衰三年，好像类似厌降，实则与厌降毫无关系，张锡恭云：
《丧服经·缌麻三月章》：“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按，此降其母在缌，类于厌矣，而非厌也。何以言之？凡以厌而降者，皆降一等。为母齐衰三年，而以父在屈，则齐衰杖期，降一等故也。士之庶子，父在为母杖期，大夫之庶子，父在为母大功，降一等故也。而此降其母至缌，则非降一等之比矣。云为父后者，指父卒者言也。父卒而有余尊之厌者，惟天子、诸侯之庶子耳，大夫、士之庶子无之矣。大夫、士庶子，父卒为母，皆得申其三年者，以无余尊之厌也。而此为其母缌，兼君、大夫、士之庶子，则非余尊所厌之比矣。吾故曰：类于厌而非厌也。既非厌矣，何以服缌麻三月也？则传言之矣。传曰：与尊者为一体，不敢服其私亲也。又曰：有死于宫中者，则为之三月不举祭，因是以服缌也。因礼本有三月不举祭之例，而制三月之服，则不能有加于三月者，恐废祭故也。要而言之，不敢以私亲之丧而废正尊之祭也。[12]
张氏认为厌降是伴随爵尊而来的，士之爵位低微，没有厌降。大夫之爵稍尊，故而有厌降，降服的幅度是较士制降一等。天子、诸侯之爵更尊，故而厌降的程度更大，于大夫降一等的亲属，天子、诸侯则绝而不服，甚至在死后还对儿子有余尊厌。然而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服缌麻的制度，囊括了天子到士的所有阶层，与厌降仅属于大夫以上阶层不同。同时厌降的幅度，大夫是降一等，天子、诸侯则是绝而不服。而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是从齐衰三年直降至缌麻，既非降一等，又非全然无服，又与厌降有异。所以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缌麻的原因不在厌降，而是“私亲妨祭”，只要庶子有主祭之权，妾母便是“妨祭”，与厌降毫无关系。
再次，是庶子为人后者为妾母之服。张锡恭进一步认为，庶子为父后中的“私亲妨祭”原则，可以延伸至庶子为人后者为妾母的服制。张氏云：
（“私亲妨祭”原则）非惟为父后者为然也，虽为人后者亦然。后大宗者为本生母期，以本生父谓为至亲，则非己之私亲也。若妾母之子后人，则不服期而服缌矣，非惟己所生母为然也，虽父所生母亦然。父所生母似不可为私亲，而与先祖祀事相衡，则祀事不可阙，而无异于私亲也，亦服缌而已矣。然则所以服缌者，恐废祭而非厌，昭昭然矣。[13]
庶子为父后者，其妾母之丧妨碍父、祖等“尊者”之祭祀。庶子出后大宗宗子，依据“为人后者为之子”的原则，[14]则祭祀的“尊者”由小宗序列的父、祖变为大宗序列中的父、祖，妾母在本生小宗中是“私亲妨祭”，现在在大宗序列中依旧是“私亲妨祭”，故可以由庶子为父后推论庶子为人后的情况。而且张锡恭甚至认为，凡是妾，无论是己之母或是父之母，从祭祀“尊者”的角度看来，都属于妨祭的“私亲”，故而都仅制缌麻之服。
张锡恭的推论无疑是正确的，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推论背后有严格的尊卑次序的考虑。为父后者的“尊者”指父亲、祖父、曾祖、高祖等小宗一系的祖先。为人后者的“尊者”指所后大宗宗子一系的祖先。根据“尊祖故敬宗”的义理，历代大宗宗子代表的是太祖，则大宗一系的“尊者”直指太祖。曹元弼云：“高、曾、祖、祢皆是尊，而太祖为尊中之尊。”[15]既然太祖之尊高于小宗的“尊者”，那么代表太祖的大宗也高于小宗。庶子为父后，其母作为“私亲”尚且妨碍小宗的祭祀，那么庶子为人后者，其母更加是妨碍大宗祭祀的“私亲”。同处一族，“尊者”愈尊，使得“私亲妨祭”原则可以通用，也确定了庶子为人后者为其母缌麻的服制。
由上文的推演可知，大宗尊于小宗的前提，使得我们在庶子为人后者为其妾母的服制问题中，只需要延续“私亲妨祭”的原则，不必考虑其他因素。这不仅是一个方便法门，更重要的是否定了另外一条理论路径，即“出降解除厌降”。因为这条路径在“反向为后”中将会死灰复燃，故而很有必要做一下说明。
何为“出降解除厌降”？上文已经提及，在大夫以上的制度中，庶子为妾母服丧，还涉及到厌降、余尊厌等问题。如大夫之庶子，父在时受到厌降，为妾母由齐衰杖期降至大功，父没则厌降解除，为妾母得伸齐衰三年。天子、诸侯之庶子，父在时受到厌降，为妾母之服在五服外，父没后仍有余尊之厌，而为妾母服大功，不得伸三年。其中余尊厌属于广义的厌降范畴。[16]《丧服传》对于厌降的经典表述是“大夫之庶子，则从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17]“君之所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18]均是子受父厌而降服死者，故黄以周云：“厌降者惟厌其子。”[19]则厌降只存在于父子之间。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论，父为子之天，如果子“所天”者发生了变化，则基于父子关系的厌降，也应该随之解除。按照这个假设，为人后者就意味着父子关系的改变，那么本生父亲的厌降或者余尊厌就应该解除。以诸侯庶子为例，既然为人后，则本生父之厌降或余尊厌即应解除，为妾母的服制变为父在杖期、父没齐衰三年。另一方面，厌降的解除来源于出后，有“不贰斩”以及降本宗亲属一等的规定，故而为本生妾母的服制还应该出降一等，至齐衰不杖期。这就是“出降解除厌降”的思路。我们可以看到，按此思路，制服的结果不是缌麻，而是齐衰不杖期。在反向为后的讨论中，许穆和崧重即持此种观点，而孔恢则从反面进行推演，可见这一思路是议礼的关键。那么这个思路有何根据？为何不能在一般为后中适用？又为何会在反向为后中抬头？是值得考察的。
“出降解除厌降”的思路来源于庾蔚之对于“公主服所生”的讨论。
庾蔚之云：“公主为其母，应周。何以言之？在室有余尊之厌，服不得过大功，故服母及兄弟，不得有异。既出则无厌，故为母得周。所以知既出则无厌者，礼，尊降、出降，亲疏不异，尊降唯不及其嫡耳。至于厌降，唯子而已。在室，父在为母周；既出，服母与父同。是故知既出则无厌也。又，正尊不报，礼之大例。而女子适人，父报以周，使其移重于夫族，推旁亲也。以此推之，出则无厌，理据益明。”[20]
所谓“公主服所生”，即是公主出嫁后为其本生妾母的服制。庾蔚之认为，公主在室时，若父在，则受厌降而服妾母“练冠、麻、麻衣縓缘”（在五服之外），父没之后仍有余尊厌，为妾母仅服大功。然而出嫁之后，公主的“所天之人”由父亲变为丈夫。既然不再“从父”，那么基于父女关系的厌降就解除了，可依据士制女子子适人者为其母，服齐衰不杖期，此即“既出则无厌”。庾蔚之为此还提供了一些论据，但是这些论据是错误的。[21]张锡恭则重新解释了庾蔚之的观点，认为：“女子……体于夫，不复体于父，妇人不能贰尊之谊也。庾氏所论，陈义甚精。”[22]所谓“体于夫，不复体于父”，即女子“所天之人”随着出嫁而发生了变化，由“在家从父”变为“出嫁从夫”，接下来的都依据夫家的标准调整亲属关系，那么“在家从父”时的厌降或余尊厌，就应当解除。从这个角度论证公主“既出则无厌”，是非常合理的。
然而“既出则无厌”的思路不适用于为人后者的情况。虽然按照郑玄的分类，为人后者和女子子都属于“出降”，都有“不贰斩”，“所天之人”皆非己父，[23]似乎“既出则无厌”的逻辑可以推至为人后者。但是为人后者的“出降”与女子子的“出降”有巨大的差别。女子是出嫁外族，身份发生了巨变，本族尊厌之制自然不再适用于外嫁之女；而且女子出嫁是必然之事，不必计较父与夫爵尊的高低。[24]但出继是或然之事，发生在宗族内部，而且一定要比较本生父亲与所后者的尊卑，所以《丧服传》规定，唯有大宗才能立后，小宗不可以立后，曹元弼云：
古者大宗立后，小宗无子不立后，明非临以太祖之尊，无离人父子天性之道也。故传曰：“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大宗必立后者，大宗者尊之统，敬宗所以尊祖，故不得已而离己之父母以后之，后之者与所后者为父子，而持重于其宗也。[25]
为人后就意味着破坏“父子天性”，小宗之间是平等的，不能因己之无后，而破坏他人的“父子天性”，所以小宗不能立后。但是太祖之尊可以“离人父子天性”，而大宗代表的是太祖的统绪，“敬宗所以尊祖”，故而大宗能够立后。依照这个逻辑，所后者必然尊于本生父亲。而且为后发生在宗族内部，即便本生父亲的厌制随着出继解除了，但从所后父的角度看来，本生妾母理应受到更强的厌制，根本不会解除厌制。所以在一般为后中不会采用“出降解除厌降”的逻辑，而是延续了“私亲妨祭”的原则。另一方面，这一切都是基于小宗之子出继大宗，所后父尊于本生父的前提。如果颠倒过来，大宗之子出继小宗，本生父尊于所后父，那么“出降解除厌降”的逻辑就可能死灰复燃，因为所后父能否厌制本生妾母是存疑的。
四、反向为后中的妾母服制
由上可知，在一般的为后关系中，遵循着大宗高于小宗的逻辑，一旦出继，就默认了本生父为小宗，就有了“出降”，又默认了本生妾母的“私亲”身份，而为之服缌，而所谓的厌降逻辑是不成立的。而在反向为后中，本生父的爵位高于所后父，甚至本生妾母都与所后父的地位相当。如晋代的司马晞本晋元帝庶子，却出后武陵王，尊卑倒置，属于非礼的行为。在非礼的前提下，诸儒讨论司马晞为本生妾母之服，想要寻求一种合礼的解释。就牵涉到一系列礼学原则的交锋，如反向为后中是否还有“出降”？妾母的“私亲妨祭”推论是否还能运用？被遮蔽的厌降逻辑是否能够抬头？而且不同的处置方式背后，更彰显了皇权侵入礼学原则的深浅程度，下面我们具体分析。此次议礼的记载见于《通典》。
穆帝升平中，太宰武陵王所生母丧，表乞齐缞三年；诏听依昔乐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26]
太宰武陵王即是司马晞，本晋元帝庶子，却出后当时的武陵王司马喆，[27]至晋穆帝升平（357-362）中，本生妾母薨逝，司马晞表请服齐衰三年，诏书则认为应该按照乐安王故事，服大功九月。乐安王司马鉴为司马昭之庶子，生母身份低微，《晋书·文六王传》云：“不知母氏。”[28]晋武帝践祚，追赠父亲司马昭为文皇帝，封司马鉴为乐安王，则乐安王服其生母，受到文皇帝的余尊所厌，[29]故而服大功九月。我们可以看到，司马晞所请的齐衰三年，与诏书所定的依乐安王故事，看上去都是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30]如齐衰三年是士制父卒为母之服，没有考虑到天子庶子的身份，也没考虑妾母问题、为后问题，更别说是“反向为后”；而乐安王故事，则是一般意义上的天子庶子服妾母，没有出继的问题，更未涉及“反向为后”的复杂情况。而儒者学士们的议礼，显然要顾及这些复杂的问题，首先发言的是孔恢。
太常江夷上博士孔恢议：“礼云：‘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缌。’又云：‘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为母九月。’郑云：‘君卒，子为母大功。大夫卒，子为母三年。’经文则一，而郑有二。疑[31]太宰若从三年之制为重，则应从九月，无应从缌麻之理。且太宰以天子之庶出继诸侯，本无应厌降之道。太宰今承诸侯别祀，又不同庶姓相后，有承继大宗之义，应从降一等之制。从九月亦降一等，应服五月。出后者之子，亦皆还降其本亲祖父母、伯叔一等。[32]又礼无蕃王出后本亲与庶姓有异之制。” [33]
孔恢主张太宰武陵王为本生妾母服小功五月，他的逻辑是余尊厌迭加出降。首先，孔氏注意到了这是“反向”的为后，虽然太宰出后诸侯王，要以诸侯王为父。但由于是反向为后，太宰的生父是天子，所后父是诸侯王，尊卑倒置，他想到的处理方式是保留太宰元帝庶子的身份，并以之为立论的起点。这样，厌降原则就再次抬头，当时晋元帝已经驾崩，太宰仍受到余尊厌，为妾母服大功，故孔恢认为太宰“应从九月”。其次，在余尊厌的基础上再叠加出降。孔恢云：“太宰以天子之庶出继诸侯，本无应厌降之道。”此处“厌降”二字颇难解释，孔氏前面认为太宰当以大功作为理论起点，则认同了“厌降”逻辑，此处又言“无厌降”，这是矛盾的。联系下文都是谈论“出降”问题，则此处“厌降”应该理解为“出降”。这是说，反向为后中的尊卑倒置，本生父是天子，所后父是诸侯，要是彻底贯彻尊卑上下的差别，就没有出降本生父的道理。虽然出后诸侯王，仍保留天子庶子的身份，行余尊厌之制。这个可以称作“出而不降”，也是诏书依乐安王故事的用意。但是孔恢却做了调和，认为“太宰今承诸侯别祀”，“有承继大宗之义，应从降一等之制”，则是把诸侯王强行的设定为大宗，天子设定为小宗，附加了“出降”一等，故得出小功五月的结论。然而保留天子庶子地位和出降一等的逻辑显然是矛盾的，只能说孔氏是在贯彻皇权的基础上，对于皇权作了一定的削减。
而谢奉和曹处道则完全从正常的为后原则出发，认为太宰当服缌麻。
尚书谢奉：“按礼，为人后者三年，必以尊服服之。庶子为后，为其母服缌。传曰：‘何以缌？与尊者为体，不敢服其私亲。’礼唯大宗无继支属之制。太宰出后武陵，受命元皇，则纂承宗庙，策名有在，礼制既明，岂容二哉！夫礼有仰引而违情者，故有君服而废私丧。屈伸明义，非唯一条，所谓以义断恩。况贵贱之礼既正，岂得不率礼而矫心。当依庶子为后之例，服缌而已。”[34]
祠部郎曹处道云：“礼，庶子为父后，为其母缌，与尊为体，不敢伸恩于私亲。为人后，以所后为父，亦是尊者为体；其所生母，俱是私亲。为父后及为人后，义不异。”[35]
首先，谢奉对于反向为后作了拨乱反正的工作，认为只有小宗出继大宗，大宗不得出继小宗，此即“礼唯大宗无继支属之制”。天子庶子出继武陵王则属于非礼，而且非礼的后果应该由天子承担。既然确定了为后之事，就应该遵守一般为后的法则，以小宗继大宗，那么天子就自居于小宗的地位。谢氏所云“受命元皇，则纂承宗庙，策名有在，礼制既明，岂容二哉”就是这个意思。其次，既然天子自居小宗，那么尊卑次序就排定了，武陵王喆作为大宗尊于天子（因天子自居小宗），而司马晞之母是小宗的私亲，则更是大宗的私亲，故而可以依据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之服推论为人后者为妾母之服，最终制服缌麻。可以看到，谢奉和曹处道的处理方式，是在源头上纠正“反向为后”的错误，完全按照礼学原则推论，逻辑一贯，故而张锡恭云：“谢奉、曹处道等议，援此经（指“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为例，谓当服缌，其议是矣。”[36]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提议中，皇权丝毫没有干预到礼学原则。
图为《通典》书影
而许穆和崧重则从“出降解除厌降”的角度调和反向为后中的矛盾，认为太宰当服不杖期。
仓部郎许穆议：“母以子贵。王命追崇夫人，视公爵，秩比诸侯。凡诸侯之礼，服断旁亲，以国内臣妾并卑故也。姑姊妹女子子嫁于诸侯，则各以其服服之，尊同故也。卑则服阙，尊则礼行。太宰封王，继于蕃国，出离其本，仰无所厌。夫人、诸侯，班爵不殊，缘天然之恩，伸王子之厌，薄出礼之降，制服周可也。”
吏部郎崧重议云：“考之礼文，太宰应服齐缞周。今以《春秋》条例以广其喻。母以子贵，庶子为君，母为夫人，薨卒赴告，皆以成礼，不行妾母之制，夫人成风是也。此则身为父后，服应缌麻，犹以子贵，得遂私情，经有明文，三传不贬，况于太宰贵，同古例不为父后者耶？[37]且礼有节文，因革不一。自汉以来，皇子皆为始封君，始封君则私得伸。设令太宰不出后，必受始封，服无厌降。出后降一等，复何嫌而不周乎？”[38]
许穆认为，虽然太宰出继诸侯王，但如果纯粹将天子放在小宗的位置，又用私亲妨小宗祭祀推论私亲妨大宗祭祀，则皇权受到了太多的抑制，有损尊尊之义。故而进行一个折衷：首先肯定“出降”的合法性。因为太宰出后武陵王属于既定的事实，而为后就默认了大宗高于小宗，故而天子仍然自处小宗地位，故有“出降”。其次，打断“私亲妨祭”由小宗推向大宗的逻辑，以此彰显皇权。认为太宰之母虽然是天子之妾，但与诸侯王相较，两者的地位相等。所以司马晞之母在天子之处可以视为“私亲”，在诸侯王处则是爵尊相同，不能视为“私亲”。再次，“私亲妨祭”的逻辑走不通，则厌降的逻辑重新抬头。太宰出后武陵王，不再以晋元帝为父，则基于“父子一体”的余尊厌被解除，太宰应服其母齐衰三年，此即“缘天然之恩，伸王子之厌”。同时，出后是余尊厌解除的前提，故而还要叠加“出降”，所以太宰为其母当服齐衰不杖期。当然，许穆和崧重的说法是有很多问题的，比如用《春秋》“母以子贵”来证明妾母尊同诸侯是不恰当的。[39]许穆“薄出礼之降”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因为“出礼之降”并未“有薄”，否则太宰当为妾母服齐衰三年，而非不杖期。但这些错误并不重要，最关键的是天子之妾尊比诸侯，这个属于皇权的延续。许穆、崧重的用意是，一方面在承认“出降”的前提下，天子不得不自居小宗的位置，另一方面通过天子之妾尊同诸侯，诸侯王不得厌制天子之妾，就不能援引“私亲妨祭”原则，定妾母之服为缌麻，以此保留皇权之尊，但这两种处理始终是矛盾的。
五、结语
可以看到，“反向为后”本身是非礼的，诸儒探讨其中的妾母服制，都试图找到“非礼之礼”，为此提供完满的解释。这些解释运用的礼学原则不同，皇权侵入礼学原则的程度各异。其中诏书主张的大功说和谢奉、曹处道主张的缌麻说是两个极端。前者完全遵循尊卑次序，既然天子尊于诸侯，那么天子庶子出后诸侯王时，就没有“出降”，仍保留王子身份，太宰根据余尊厌原则为妾母大功；后者完全遵循一般为后原则，将天子彻底放在小宗的位置，以“私亲妨祭”逻辑处理妾母服制，最终制缌麻服。而孔恢主张的小功说和许穆、崧重主张的不杖期说，都属调和之论，前者是以皇权为前提，部分保留为后法则，即在保留天子庶子身份的前提下，再迭加出降，即由余尊厌的大功，再出降一等至小功；后者是以为后法则为前提，适当保留皇权之尊，即首先承认出降，再以天子之妾位同诸侯，阻隔“私亲妨祭”原则的扩展，最终定为不杖期。但两说在学理上始终是矛盾的。同样的，孔恢的调和之论也是矛盾的，先以余尊厌体现皇权，又在此基础上叠加出降，又以小宗视天子，最终制服小功。至于太宰自请的齐衰三年，逻辑上更加混乱，首先是由出后而解除余尊厌，为妾母三年，反过来又不承认出后中有出降，仍保留齐衰三年，这明显是徇私情的作法，故而诸儒皆不取。
而这次议礼最终的结果是“诏常侍割喻太宰，从缌麻服制。累表至切。又遣敦喻。太宰不敢执遂私怀，以阙王宪，乃制大功之服。”[40]诏书初令太宰服大功，此处却在缌麻和大功之间做了摇摆，最后太宰制大功之服。自太宰而言，难免夹杂对于母亲的罔极之情，丧服能重则重。从制度上而言，“反向为后”本来就是皇权对于礼制的破坏，最后也选择了一个最符合皇权尊尊之义的结果。
註釋：
[1]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80页。
[2] 徐乾学：《读礼通考》凡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页。
[3] 具体的论述详见吴飞：《王昌前母服议》，载吴飞主编：《婚与丧：传统与现代的家庭礼仪》,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165-211页。
[4] 《丧服传》云：“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表明只有大宗宗子才能立后。参见《仪礼注疏》卷三〇，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1106页。
[5] 《仪礼注疏》卷三二，第1114页。
[6] 《仪礼注疏》卷三三，第1120页。
[7] 关于“余尊厌”的详细考证，可参看拙文《略论中国古代丧服制度中的旁尊降与余尊厌》，《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30-39页。
[8] 《仪礼注疏》卷三三，第1119页。
[9] 张锡恭：《丧服郑氏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标点本，第894页。
[10] 张锡恭以为，母亲成为子女“私尊”的前提是父亲的“至亲”，若非父亲的“至亲”则只能是子女的“私亲”。张氏的这个论断是有条件限制的，仅针对庶子为父后的情况。若庶子不为父后，母亲即便不是父亲之“至亲”，也可以成为子女的“私尊”，如士妾之子为其母，父没后仍服齐衰三年，大夫庶子为其母，父没亦是齐衰三年，而齐衰三年是“私尊”之服。所以说“私亲”这个概念仅限于庶子为父后者或为人后者，在涉及“尊者”祭祀的时候才是成立的。母亲之“私尊”也不必然的同父亲之“至亲”联系在一起。
[11] 《丧服传》云：“夫尊于朝，妻贵于室。” （参见《仪礼注疏》卷三一，第1109页）可证夫妻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尊卑相同。“妨祭”问题涉及的是夫妻整体的尊卑，若夫之丧妨祭，则妻之丧亦妨祭。若析言之，家无二主，夫尊于妻，这是小家庭内部的尊卑问题，与“妨祭”无关，故而不在讨论之列。
[12] 张锡恭：《丧服郑氏学》，第893-894页。
[13] 张锡恭：《丧服郑氏学》，第895页。
[14] 《丧服传》云：“（为人后者）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见《仪礼注疏》卷二九，第1101页。
[15] 曹元弼：《礼经校释》，《续修四库全书》第9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03-404页。
[16] 如黄以周言：“余尊即厌降。”参见黄以周：《礼书通故》，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标点版，第306页。 孙诒让亦云：“（余尊厌）实即四品中之厌降也。”参见孙诒让：《籀庼述林》，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标点版，第79页。
[17]《仪礼注疏》卷三二，第1114页。
[18]《仪礼注疏》卷三二，第1115页。
[19] 黄以周：《礼书通故》，第305页。
[20] 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标点版，第2204-2205页。
[21] 庾氏的论据有两条，第一，女子子在室时，为母服齐衰杖期，齐衰杖期相对父没后为母齐衰三年而言，是属于厌降，适人后为父母同服齐衰不杖期，是厌降的解除。第二，女子子在室时，受到父亲的正尊降服（即女子子为父服斩衰，父则为女子子服不杖期，两者有等差），这属于厌降，出嫁后则父女互服不杖期，再无等差，这也是厌降的解除。但这些论证是错误的。如庾氏认为，父在为母齐衰杖期，相对于父没为母三年来说，属于厌降。这是错误的，因为厌降伴随爵尊而来，是大夫以上之人针对士服（即本服）的降服，父在为母杖期属于本服，本服无所谓厌降。庾氏又认为女子出嫁后为父母同服齐衰不杖期，也属于厌降的解除。但是上文已经证明，父在为母服杖期是本服，本非厌降，又何来厌降之解除？故而也是错的。此外，庾氏又认为女子子出嫁后，父亲与女子子之间是报服。这也是错的，女子子适人者为父服不杖期，父亲则为之服大功，两者不对等，故而不是报服。所以说，庾氏的论证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厌降唯子而已”的判断，以及“既出无厌”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22] 张锡恭：《丧服郑氏学》，第467页。
[23] 郑玄在论述“降有四品”时，云“为人后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则两者都是“出降”。“出降”父母的原因都是“不贰斩”，女子子是因由“从父”变为“从夫”而“移天”，为人后者是因“持重于大宗”，而以所后者为父，两者所尊之“天”皆非己父，似乎都应该解除厌降。
[24]丈夫与父亲爵尊之比较，仅影响父亲对己身的尊降，如大夫为女子子适士者，不但要出降一等，还要再尊降一等；但是女子的厌降是肯定随着“移天”而解除，这与夫、父爵尊差异无关。
[25] 曹元弼，《礼经校释》卷一六，第438页。
[26] 杜佑：《通典》，第2229页。
[27] 晋代的反向为后非常多，如晋元帝为琅邪恭王司马觐之子，登帝位之后，以其子裒奉觐之祀。又因东海王越、世子毗没于石勒，元帝又以其子冲，出后毗，称东海世子。这些都是反向为后的例子。
[28]《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版，第1130页。
[29] 晋代诸侯王、大夫已经没有了尊降、厌降，如徐邈云：“汉魏以来，王侯皆不臣其父兄，则事异于周，故厌降之节，与周不同。缌犹不降，况其亲乎！既不以贵降，则余尊之厌，故五服内外，通如周之士礼，而三降之典不行同矣。昔魏武在汉朝，为诸侯制，而竟不立。荀公定新礼，亦欲令王公五等皆旁亲絶周。而挚仲理驳以为今诸侯与古异，遂不施行。此则是近代成轨也。《记》又云‘古者不降’，故孟武、孟皮得全齐缞。然则殷周立制，已自不同，所谓质文异宜，不相袭礼。大晋世所行，远同斯义。孔彭祖昔咨简文帝诸王所服，圣旨以为近代以来，无复相降。”（见杜佑：《通典》，第2531页）但天子应当还有尊厌降。
[30] 当然，齐衰三年和大功的提法，实际上有深层次的用意，详见下文分析。
[31] “疑”字，点校本《通典》属上句，作“经文则一，而郑有二疑”。但郑玄并非是怀疑《丧服经》的内容，而是进行了解释，认为公之庶昆弟为母大功是属于余尊厌，故而云“君卒”，大夫庶子为母大功是厌降，故而强调父卒之后解除厌降。这两点都不是疑问，所以“疑”字当属下句。
[32] “本亲祖父母、伯叔”点校本《通典》作“本亲、祖父母、伯叔”。此处讲的是为人后者出降本宗亲属，则“本亲”应该是形容词，修饰之后的“祖父母、伯叔”，故不应点断。
[33] 杜佑：《通典》，第2229页。
[34] 杜佑：《通典》，第2229页。
[35] 杜佑：《通典》，第2230页。
[36] 张锡恭：《丧服郑氏学》，第895页。
[37] “况于太宰贵，同古例不为父后者耶？”点校本《通典》作“况于太宰，贵同古例，不为父后者耶！”。前文崧重认为，母以子贵，庶子为父后者能够尊崇其母，由缌麻加至齐衰三年，“不行妾母之制”。而庶子不为父后者，则受到余尊厌，为母仅服大功，即行“妾母之制”。太宰尊贵，虽然不是为父后者，也应该取法母以子贵，为母齐衰三年，而不是行“妾母之制”服母大功。那么太宰与“古例”中的“不为父后者”不同，所以改点校为“同古例不为父后者耶？”
[38]杜佑：《通典》，第2229-2230页。
[39] 因为《春秋》中“母以子贵”指的是庶子继承父亲君位之后，将生母追崇为夫人。但太宰是出后诸侯王，不为元帝之后，不为父后，则谈不上“母以子贵”。而崧重以为汉魏以来皇子都为始封君，太宰不出后就为始封君，可以适用“母以子贵”。但这个证明是苍白无力的，事实上，太宰就是出后，而没有成为始封君，两者性质不一样，不能以始封君的假设取代为后的事实。
[40] 杜佑：《通典》，第22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