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问题的“科幻现实主义”

1981年11月12日，著名科幻作家郑文光在文学创作座谈会上表示：

科幻小说也是小说，也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只不过它不是平面镜似的反映（其实，自然主义才是平面镜似的反映，现实主义文学对生活的反映也是有夸张和变形的），而是一面折光镜，或者凹凸镜，采取讽刺的形式，它就是哈哈镜；采取严肃的形式，我们把它叫做科幻现实主义。于是，我们达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统一。[1]

在这段内涵丰富的论述中，为了将科幻小说从“普及科学知识”的狭隘界定中解放出来，郑文光以“科幻现实主义”之名，提出了一种新的文类理解和创作主张，核心要素有三：反映现实生活；曲折、变形的反映；严肃的形式（与“讽刺的形式”相对）。在同一篇发言稍后的部分，他还认为科幻小说适合于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下书写新社会的蓝图和社会主义新人，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统一”提供了说明。尽管在理论上并不成熟，创作上成果有限，“科幻现实主义”仍为科幻文类的拓展和深化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动力。[2]

十年前，“科幻现实主义”作为创作观念和实绩再次引人瞩目时，并未有意识地接续郑文光的思考，而是简单地提倡“书写主流文学中没有书写的现实”，而这一“现实”被纽约时报中文网阐释为“每天出现在新闻头条中”的“惊异”和“荒诞”。[3]在这样的氛围中，2013年的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高峰论坛上，便有作者自夸“一年写了几百个”关于现实的科幻“小故事”。对此，《三体》作者刘慈欣在论坛主旨演讲中意有所指地表示，应警惕“科幻的第三次工具化”。在会后的一篇现在已经不容易看到的博客文章中，笔者也记录了自己的疑问：“既然国家尚不能让人民活得幸福而有德性，那么，‘国家不幸诗家幸’，讽喻文学大有用武之地，科幻小说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可以填补主流文学的空白。但‘关注现实’的科幻文学如果是改头换面的新闻报道，或者是某种政治理念的图解，在文学上有多少生命力，是可想而知的。”“科幻现实主义”的旗帜人物陈楸帆亦指出，这一取向所追求的“应该不仅仅是对时事的简单呼应和摹写，否则便丧失了这种开放文类自身的优势和可能性”。[4]由此，当代“科幻现实主义”论者与郑文光殊途同归，都与简单的讽刺保持了距离，试图循此路径开辟新的空间。在后续论述中，陈楸帆有意识地将自己关注的“现实”从社会性甚至是政治性的现实问题转向一般性的现实问题，乃至现代科技尤其是媒介技术所营造的虚实难辨的“超真实”（hyperreality）。[5]笔者则提出“科技现实主义”，意在鼓励对当代技术社会的现实更有深度、更加多维的理解和呈现。亦即，不仅要让科幻小说发挥技术社会学的感受力和想象力，也要鼓励“主流文学”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去描写工程奇迹以及科技对城乡中国越来越深的渗透。

在“科幻现实主义”逐渐多元、深化，并在不同主题的科幻创作中得以彰显之时，却有论者提出了更为直率的批评。詹玲认为，除了《三体》等少数作品，20世纪以来的中国科幻在科技想象的审美表达方面总体表现不佳。究其原因，一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科普传统退隐，消弭科幻小说尤其是“硬科幻”中的知识壁垒的文学技巧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和运用，二是1980年代兴起的“科幻现实主义”遏制了“科幻小说应有的飞扬想象力”，“将幻想的脚步黏着在现实的地面”。“科幻现实主义”虽然提升了科幻小说关注和干预现实的力度和深度，扩大了其影响力，却导致了“科技美学的不张”。[6]

尽管詹玲似乎并未细察198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科幻现实主义”的演变，这一批评仍然耐人寻味。科技审美对于科幻文类的发展意义重大，而中国科幻小说在这方面的表现的确有待提升。如詹玲所言，“对于刘慈欣之后的作家，尤其是80后作家而言，大机器工业时代已经远去，但并不代表大机器意象及其相关的技术细节想象已经结束，毕竟人类的太空之旅仍然处于造梦阶段，跃入苍穹的理想依然需要靠尖端的科学技术物来实现。”[7]需要指出，科技之美，尤其是以刘慈欣为代表的“执着于工笔描摹技术细节”的审美风格，放眼世界都是相对稀缺的，非独中国为然。《三体》之所以风行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重现了国外读者久违的阿瑟·克拉克式惊异和崇高。科技之美不彰，多大程度上能归咎于中国语境下的“科幻现实主义”，尚待细细思量。另外，科技之美不等同于科幻之美。小基切里-罗奈（Istvan Csicsery-Ronay, Jr.）在名著《科幻七美》中将科幻之美概括为“虚构新词”（Fictive Neology）、“虚构新物”（Fictive Novum）、“未来史”（Future History）、“想象性科学”（Imaginary Science）、“科幻崇高”（Science-Fictional Sublime）、“科幻怪诞”（Science-Fictional Grotesque）、“技术史诗”（Technologiade）等七类，显然并非詹玲笔下以“反映自然的本真与技术物形式的和谐、理性以及功能性”为主要内涵的科技美学所能包纳。[8]笔者将另文探讨从克拉克到刘慈欣这条以丰沛的科技想象和具现能力为标志的“科幻古典主义”脉络对于当代中国科幻文学的意义，这里则主张对科技之美的强调应有分寸。就本文而言，重心在于对詹玲这一论断的异议：“到了1990年代乃至新世纪，精英文学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则成了导致科幻小说想象力丧失的新力量。”[9]事实上，以非洲科幻小说这块他山之玉为例，损害了科幻小说想象力的只是特定类型的“现实主义”或对于“现实主义”的肤浅理解，“精英文学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如果得到充分开掘，足以解放中国科幻小说之想象。

《科幻七美》

二、非洲科幻小说的启示

近年来，随着“非洲未来主义”（Afrofuturism）在西方人文艺术领域中的兴起，对于非裔和非洲科幻小说的文化和学术兴趣与日俱增。[10]一方面，非洲科幻小说作为非洲文学中的一条由来已久但从未引起关注的线索，被追溯到19、20世纪之初的时间旅行和失落种族叙事；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非洲本土和流散作者开始有意识地创作“非洲科幻”（AfroSF）。非洲多元文化特色鲜明的想象力，以及非裔和非洲科幻作家们借助科幻文类实现自我伸张的强烈愿望，挑战着一系列文类范式和文学陈规。2020年，在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当代非洲科幻小说与文学现实主义关切》的论文中，毛里茨（Peter Maurits）细致而深入地探讨了“科幻小说”与“现实主义”在非洲文学场域中的纠葛。[11]20世纪中叶以降，政治性与艺术性孰先孰后，审美优先还是立场优先，长期是非洲文学批评的核心议题。从民族解放运动的迫切需要出发，反殖民斗争的主题被认为比文学作品的形式更为重要。因此，现实主义也被批评家赋予了相较其他手法或流派更高的地位。很多非洲国家独立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现实主义创作在抨击政治腐败、表现群众生活和斗争、弘扬革命理想等方面继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在冷战结束后，关注现实的启蒙和革命思潮双双式微，文学焦点从“民族问题”转向“后民族问题”，“反摹仿”潮流也大行其道。相对于阿契贝、索因卡、恩古吉等老一辈非洲作家对“为艺术而艺术”的鄙夷，批评家楚昆诺索（Ezeiyoke Chukwunonso）认为，一系列的陈旧主题如反抗殖民主义、批判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遮蔽了并不一定与现实政治紧密关联的推测性小说，从而阻碍了非洲文学发展出更为复杂的风格、主题和流派。追逐审美愉悦和逃避现实世界都是正当的诉求，有理由在文学阅读中得到满足。[12]

按照楚昆诺索的看法，推测性小说或科幻小说这样的类型文学的兴起是非洲文学转向的表征。的确，娱乐、通俗、未来、空想……这些惯常附着于科幻小说的标签很容易让我们赞同，非洲科幻小说的崛起正体现和顺应了非洲文学“走出现实主义”的趋势。然而，从严肃的学理来看，“科幻小说”与“现实主义”并非截然对立，因为后者并不等同于对社会生活的实录。现实主义（Realism）是一个出现于19世纪的语词，雷蒙·威廉斯曾经梳理了它的四种意涵：1）与唯名论者（nominalist）的学说相对立的学说，也就是哲学上的实在论；2）独立于心灵世界之外的自然世界之新学说，与自然主义（naturalism）和唯物主义（materialism）庶几可以互训；3）直面真实事物、把握内在法则的态度；4）一种方法或一种关于艺术与文学的看法，最初指非常精确的再现（representation），后来指描述真实事件，以及揭示真实存在的事物。[13]可见，“文字摄影术”只是诸现实主义观当中丝毫不具优势的一种。事实上，对于卢卡奇和布莱希特等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来说，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只是表象（appearance），唯一的现实（reality）是资产阶级通过建立世界市场而统合、支配世界这一总体性（totality）。[14]为了把握结构性、本质性、总体性的现实，艺术必须打破或疏离（estrange）日常生活的表象或表面现实（surface reality），否则就会流于伪现实主义甚至反现实主义。

布莱希特对于理解非洲科幻小说尤为重要。[15]一方面，他的创作和思想回响在恩古吉、奥贡戈等非洲作家和批评家的著述中。为“非洲未来主义”贡献了《乌鸦魔法师》的肯尼亚文豪恩古吉从布莱希特的诗歌中汲取了改造现实的乐观主义和斗争精神，而著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文学批评家奥贡戈（Omafume F. Onoge）和布莱希特一样视文学为“文字的武器”，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情有独钟。[16]与“自由个人主义”的作家中心论、仅仅瞩目于直观问题而非压迫本质的批判现实主义以及否认本质而醉心于文字的“纯艺术”相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既批判了压迫，更揭示了现实的本质即资本主义。[17]另一方面，众所周知，由苏恩文（Darko Suvin）提出、在科幻研究领域具有奠基意义的“认知性疏离”（cognitive estrangement）理论，深受布莱希特启发。在经典著作《科幻小说的嬗变》中，苏恩文将科幻小说定义为“一种文类，以疏离和认知的在场和相互作用为必要和充分条件，其主要形式装置为不同于作者经验环境的想象性框架”。[18]这里的关键词“疏离”（estrangement）来自于布莱希特在《戏剧简明方法论》中的论述：“产生疏离的表现既让我们认识到其主题，同时又让它看上去显得陌生。”在这个意义上，疏离既可以产生陌生化的审美效果，更可以帮助人们摆脱“习焉不察”或“习以为然”的精神状态，意识到惯常世界背后的法则，从而兼具创造性和认知性，使得艺术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服务于把握生活这项伟大的社会任务”。[19]由此可见，布莱希特的文学观念，可经非洲文学和科幻小说这两条路径，同归于非洲科幻小说这一文学新潮。

《乌鸦魔法师》

因此，非洲科幻小说并不必然背离非洲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反而能够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时代发展这一传统。换句话说，如果非洲文脉中的现实主义如前所述，着眼于非洲以至人类社会的构造方式、运作法则和发展规律，而不是耽溺于日常生活的样貌（即卢卡奇批判的“自然主义”），其核心诉求是可以由科幻小说来承担的。既有科幻理论包含的这种可能性，在当代非洲科幻创作中多有体现。毛里茨介绍了多部以不同方式探索世界总体性的当代非洲科幻小说，如试图重建地球文明的星舰科幻《第五维度》（A Quinta Dimensão, 2006）、充斥着“数据声音”（data voice）的《莫西之地》（Moxyland, 2008）、倒置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在非洲合众国》（Aux Etat Unis d’Afrique, 2006）。吉布提作家瓦贝里（Abdourahman A. Waberi）的《在非洲合众国》运用了非常典型的“认知性疏离”手法，想象非洲成为繁华富饶的世界中心：世卫组织总部座落于冈比亚首都班珠尔，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环保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竞逐阿拉法特和平奖，成千上万的白人劳工移民从饱受战乱和瘟疫蹂躏的北美和欧洲涌向叫嚣着“白祸”“滚回去”的卢旺达、尼日利亚和非洲东岸……小说的两个主人公，衣衫褴褛的瑞士移民雅库巴和被一个非洲医生收养的自由主义者玛雅互为镜像，相互映照出这个世界的发达和不发达部分，进而凸显前者之富足本于后者之贫苦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秩序。《在非洲合众国》的章节标题不乏斯威夫特和伏尔泰式的讽刺，如“作者简要介绍了我们享有的繁荣之起源，以及白人为何走上流亡之路”。

以非洲科幻小说和相关研讨为镜鉴，我们可以丰富和加深对于“科幻现实主义”的理解：当我们说“科幻现实主义”的时候，指的到底是哪种“现实主义”？2016年，郝景芳的《北京折叠》继《三体》之后再次斩获雨果奖，一时洛阳纸贵，并被视为“科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这篇短短两万字的小说，用细腻而忧伤的笔触描绘了一个阶层固化被“折叠城市”的先进科技无限加持的未来，引起世界各地读者的普遍共鸣，成为当下社会不平等的经典呈现，谓之“现实主义”当无争议。但若细察之，《北京折叠》通篇并没有对于总体性的探究。换言之，作者只是着力书写芸芸众生辛苦恣睢于阶层固化社会中的表象，并对主人公老刀这样的贫贱而善良的底层民众一洒同情之泪，并未追问造成并维系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当小说中的人物老葛说出“只是这么多年过来，人就木了，好多事儿没法改变，也只当那么回事了”时，一般读者会很自然地质疑或反思“好多事儿”是否确乎牢不可破，或至少想要了解这种坚固秩序的起源，文本似乎已经出现了“认知性疏离”的曙光。但老葛在此之前为“折叠城市”所作的合理性论证，显然又在消解对于总体性的可能挑战，无论这一总体性指向全球性的新自由主义生产、分配、消费以及这一体系的再生产，还是在故事发生的语境中特指中国的城乡格局和地域等级。[20]就此而论，《北京折叠》虽然比上文提到的任何一部非洲科幻小说更具国际影响力，但只能归入批判现实主义的范畴。比起执着于“中国精神”“东方智慧”，试图通过志怪、传奇、历史、武侠、神话的“故事新编”来彰显中国科幻的民族特色或“中国性”的科幻创作，《北京折叠》敏锐地捕捉和运用了既接当代中国之地气、又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经验，但停步于此，并未从地方性经验和知识中发展出独特的总体视角和超越想象，而非洲科幻在这一层面或可提供某种启示。[21]由此，“科幻现实主义”可以拥有视野更加宏大、意向更为多元的创作追求，酝酿各种新颖并具有现实意义的世界构想。

三、从“现实主义”拯救现实

陈楸帆曾表示，“科幻现实主义”可以理解成一种“话语策略”。而在放眼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之后，他又认为，“科幻现实主义”是一种风格，“大部分科幻作品都可以纳入科幻现实主义的范畴”。[22]这里存在着理论上的含混和犹疑。如果“科幻现实主义”能够如此大包大揽，那与其说是“大部分科幻作品”都运用了关注和书写现实的特定“话语策略”，不如说科幻文类本就惯以独特方式切入现实。[23]

这种文类特性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上文提到的“认知性疏离”。在科幻想象构造的陌生化世界当中，要么与现实世界的同一性收缩于光怪陆离的人、物背后的支配法则，要么支配法则本身发生变形或错置，前者聚焦于仅有的“同”，后者突出了根本的“异”，无论哪种情况都会促使现实的本质显形。二是科幻文类长于描绘整个种族或世界，这从根本上有利于对人类社会的全景观照。无论是世界构建，还是或然历史，都将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延展到了极致，所促成的自反性认知最为整全。当今最具代表性的若干从整体上反思和探索人类命运的文艺和社会思潮，如“人类世”“后人类”，以及新近风靡的“元宇宙”，或以科幻小说为嚆矢，或以科幻影视为佐证，均体现了这样的特性。

但这种特性是否能够发挥，能否使科幻文本对现实的切入乃至介入达到读者和批评家不能不正视的力度，仍然取决于作者的主观能动性。以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为例，《赡养人类》对“终产者”的大胆想象，以及更多的作品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对资本-殖民-帝国主义的批判，在在昭示，他不仅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非正义性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并敢于直斥其咎。以非洲题材的《天使时代》为例，刘慈欣虚构了一个非洲小国“桑比亚”，藉其呈现非洲国家遭遇的普遍困境。由于开发应用违反“第一伦理”的基因工程技术，对人类基因进行重新编程，使得经过改造的人仅靠吃草就能身强力壮，桑比亚遭到“文明世界”的唾弃和美国舰队的狂轰滥炸。小说借不同人物之间的对话，将桑比亚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举置于近代以来非洲和世界历史脉络的终点：从大航海时代的殖民征服和奴隶贸易，到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争斗引发内战，再到晚近沦为西方国家的垃圾倾倒场，这个国家的苦难实为沉沦于世界体系底层无力自拔的非洲人民的缩影。因此，伊塔等非洲科学家对于“第一伦理”的僭越，事实上处在非洲和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斗争的延长线上。正是由于赢得了独立却仍受制于殖民后遗症和国际政经秩序的桑比亚无力解决老百姓吃饭的问题，他们才不得不诉诸科学的伟力。但在这个领域，他们面对的是西方霸权的伦理形态。如同小说中的美国舰队司令所言，被“国际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共同底线的“第一伦理”是以西方基督教文化为基础的，远不像其盲信者认为的那样天经地义、牢不可破：

在伊塔博士的非洲文化中，创世主的概念是很模糊的，比如马萨伊人认为：当神着手准备开创世界时，他发现那里有了一只多洛勃（狩猎的部落）、一头象和一条蛇。就是说，人类和其他生命是先在的，是一种自发的创造物。所以，在他们的文化中，对人为干预生命的进化，并没有西方基督教文化这么多的忌讳。就以西方文化本身来说，它的法制和伦理也不会因为对人类基因的重新编程而崩溃。事实上，为了更小的理由，我们早就在违反第一伦理，比如本世纪出现的克隆人，上世纪的试管婴儿，更早的时候，我们那些高贵的女士为了减少麻烦和责任，并没有太多犹豫就去流产和堕胎了。[24]

这里，刘慈欣揭示了一条人类社会的原理：“所谓‘普遍’只是霸权所有者以自身状况为中心制定的标准。此一标准通过霸权推行为‘普遍’，被压制者如果限于这种逻辑，除了向作为中心的霸主低头别无其他命运。”[25]从整个文本来看，围绕“第一伦理”展开的斗争并不是“文明冲突”，而是与“民主”之争、“市场”之辨等政经维度一道，勾勒出能杀人亦能诛心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其不满。这不仅是现实，而且是长期以来被目为“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无力把握甚至视若罔闻的现实。

抛开刻意回避的情况，“缺乏生活经验”似乎能够成为中国作家们拒绝用心书写“文学原乡”之外世界的一个正当理由。然而，正如马克思以降的世界体系研究者不会自囿于直接的经验材料，文学，或者说有志于呈现“总体性”的文学，会止步于个体生活的狭小涵盖吗？事实上，即便就“目之所及、身之所触”而言，得益于人类文明的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个体对世界的经验认知空前丰富并还在不断扩充，妨碍“现实主义”开疆拓土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学观念、文化心态和世界意识。在刘慈欣的科幻创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体察到“50-70年代文化精神”[26]以及作为这种精神不可或缺部分的“世界人民大团结”理念和第三世界连带感，而这恰恰是主流文学甚至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化失落已久的东西。这种失落导致了创作上的转向甚至偏狭。以第三世界的另一块热土——拉美为对象，受惠于“魔幻现实主义”良多的主流文学，几十年中可曾产出在文学品质和思想深度上堪与《丰饶的苦难》相埒的拉美书写？即以科幻文学而论，其中的拉美想象也经历了从《美洲来的哥伦布》对于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掷地有声的批判，到刘慈欣和韩松笔下的民族复兴镜像，再到年轻世代的异域探险、历史戏说和殖民迷思这样一个逐渐放弃挑战“总体性”的过程。[27]这与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总体上成为全球化获益者而产生的心态变化甚为契合。

不过，这种趋势并非一成不变。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全球自然生态造成的令人愈发忧虑的破坏，还是中国在这一体系中的生态位不可遏抑的提升，又或是“短20世纪”留下的精神遗产，抑或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传统，都为中国科幻作家想象新世界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动力。如果说，精心刻画只存在于头脑中的技术细节，将最疯狂的造物和事件写得纤毫毕现、如在目前，是科幻作家惊世骇俗想象力的明证，那么对于一个被高技术愈益渗透乃至支配的人类社会，以对现实的深刻理解为基础，体认和觉察其动向，进而敷演出让人信服（思之可能）和动容（视之可欲或可怖）的未来秩序和图景，这又何尝不是想象力的飞扬呢？事实上，悬揣一个基层规则都发生了重构的真正的新世界，远比憧憬旧世界的简单倒置更具挑战性。和《在非洲合众国》以及同样“颠倒乾坤”、想象黄种统治白种或中国殖民世界的《新纪元》《电世界》《新野叟曝言》等晚清小说相比，《大同书》这样“去国界合大地”的乌托邦文本更具思想魅力。[28]而与康有为独自行走万国的19、20世纪之交相比，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工业体系和高科技所促成的物资、人口、信息高密度高频率流动所塑造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代。数百万在非洲务工、经商的中国人，广州一隅的“非洲城”，遍布非洲的传音手机，与日俱增的非洲矿石进口，远赴非洲修筑水坝的清华博士，以及不那么可见、但却或许更为重要的中非思想文化交流，共同酝酿着甚至孕育着另一个世界。[29]2019年出版的《剑桥科幻小说史》指出，以非洲科幻小说的爆发为代表的全球南方科幻（Global South SF）多以末世或反乌托邦为主题，表现出对于现实世界的强烈不满和深重悲观。[30]那么，中国科幻对“南方想象”的介入，能否创造不一样的未来意识？21世纪的非洲科幻作家，在“非洲未来主义”赖以扬名的民俗、寓言、神话等地方性传统和对现实的焦虑和抗议之外，会展望自己的民族和国家通向真正未来的道路吗？在历史和现实中处于全球“南方”和“北方”交汇之处的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历史经验、文化积淀和现实境遇迥异于欧美日这些传统科幻中心的全球南方，又将被如何想象？[31]……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都在刺激着、召唤着、鼓舞着科幻作家的想象力。

结语：科幻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1956年，著名作家、编辑秦兆阳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中写道：

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是一种多么富于创造性的劳动啊！它是现实主义的，但它甚至于可以用看起来是荒诞不经的人物和故事去表现深刻的现实内容。它甚至可以真实到近于虚幻的地步。它有多么广大的发挥想象的余地啊！它的集中、概括、夸张——它的典型化的方法能够发挥到何等惊人的程度啊！[32]

秦兆阳的感叹，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的、僵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文艺创作的束缚，呼吁为作家和批评家松绑，让他们在“写真实”的前提下更加自由地想象和创造，但这一论述对于我们今天讨论“科幻现实主义”仍有启发。诸多优秀的科幻小说正是以“看起来是荒诞不经的人物和故事去表现深刻的现实内容”的。它们是虚幻的，但它们又是真实的。其真实感同样落脚于细节的真实，不过这是被想象力精致具现、读之可信的技术细节，是刘慈欣所谓“用现实主义的笔触，把最疯狂的现象写得跟新闻报道一样”[33]；其真实性则源自上文所言对现实的本质或支配法则的折射。由于科幻小说的特性，其典型性并不在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凝聚于陌生化的环境所凸显的、典型的现实支配法则。这是科幻小说作为寓言的精义。而在预言一面，科幻小说则长于捕捉技术社会之未来的征兆和萌芽，这又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显然受其影响的郑文光对体现新社会萌芽的先进人物的重视不乏相合之处。[34]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冠以“非洲未来主义”“中华未来主义”[35]“全球南方未来主义”[36]之名的想象，未尝不可以视作“科幻现实主义”的一个类型。对于“科幻现实主义”或具有理解乃至介入现实之自觉的科幻文学而言，眼下的问题并不在于哪一种“现实主义”僵化了创作，而是这一文类把握现实的潜力和方式还远没有在“现实主义”的理论脉络中得到有效阐明，远没有得到现实主义深厚传统的充分滋育。可以相信，在必要的清理疏通之后，中国科幻文学与文化通向现实——包括但不局限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及其不满、后人类时代的开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广阔道路将真正开启。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研究》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