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夏，胡适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当时的北京大学是民初新文化、新思想的重镇。到北京大学之后，他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并传播实验主义。这些新文化的理念不可避免地渗透在他的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中。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据统计，“在1919—1932年长达13年的时期内，再版15次，加上初版，共计出版16次。”虽然听课和买书的人群较大，但是大多数的阅读与反响并不能有效地被考索。因此，新文化派的阅读反响主要通过胡适自己、蔡元培和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员工来管窥。

胡适自己对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期待是很高的。他认为，“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胡适做出这样的认识，主要是基于对当时学术界的观察。胡适回国后在上海就调查过出版界，结果颇为失望。就哲学而言，“这几年来，中国竟可以算得没有出过一部哲学书。找来找去，找到一部《中国哲学史》，内中王阳明占了四大页，《洪范》倒占了八页。还说了些‘孔子既受天之命’，‘与天地合德’的话。”胡适的调查足以使得他对《中国哲学史大纲》有充分的自信。即便时隔数十年，胡适依然保持自信的态度。“第一册当时却是一本开风气的作品（a pioneer）。我那本著作里至少有一项新特征，那便是我［不分‘经学’、‘子学’］把各家思想，一视同仁。我把儒家以外的，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家，如墨子，与孔子并列，这在1919年［的中国学术界］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实际上，胡适的自信岂止是“经子平等”这一项。他特别提到三点：一是抓住每一位思想家的逻辑方法；二是推翻六家和九流的旧说，回到直接史料；三是从老子、孔子讲中国古代哲学。胡适所论并非自夸，可以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譬如，有学者就指出，胡适将经学从属于诸子学，使诸子学成为中国思想史的源头，“这种见解大大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文化格局的传统看法，长期支配着后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另外，胡适的“先秦无六家论”一方面破除了诸子学研究中对汉人的迷信，另一方面恢复了因人研究的路径。可见，《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立场与方法不仅在五四时期，而且在当今学界依然具有学术价值。

胡适对《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自信是显然的，但也渴望得到学界的回应。1920年5月，胡适在给张东荪的信中写道：“我的《哲学史大纲》出版以来，已经过五版了，英法文报都有书评，中文报只有《太平洋》评过一次，这是我很不幸的事。”《太平洋》杂志是留英员工创办于上海的新文化杂志，为了推介《中国哲学史大纲》专门开辟了“介绍新著”栏目。这篇评论实际上并非是对该书的学术评论，更大程度上是感想。作者所论主要有三点：一是《中国哲学史大纲》指示了我们研究诸子学的门径和方法；二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以白话文书写，反驳了那些批判白话文的人；三是《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那些把国渣当国粹的国粹派更是当头棒喝。《太平洋》的评论虽然针对大纲而发，但是却彰显出在白话文、传统文化、科学方法等方面与胡适观点的一致性。因此，总体来看，这篇评论主要是从思想文化角度评定《中国哲学史大纲》在新文化中的地位和位置。

新文化派的代表性人物中，除了胡适自己，蔡元培对《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关注是最多的。他特别指出，《中国哲学史大纲》具有四方面的特色：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因为这四个方面是针对编哲学史的难处而提出的。前两方面是解决材料的问题；后两方面是解决形式的问题。因为胡适重视审定和整理史料，故会有证明方法和扼要的手段；因胡适强调科学方法和哲学贯通，故会有平等的眼光和系统的研究。蔡元培所论是有一定的依据的。胡适在《导言》中也对哲学史的思路有着明确的宣言。从证明的方法言，胡适基本都会考察诸子的年代和诸子典籍的真伪；从扼要的手段言，胡适从老子开始讲上古哲学，对东周以前的古史持怀疑的态度；从平等的眼光看，胡适论孔子并没有呈现出“崇圣”的观念，将孔子与诸子平等对待；从系统的研究看，胡适主张考察诸子的逻辑方法和诸子之间的思想演进。就当时而言，胡适最为在意的是“系统的研究”：“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有头绪条理的学说。”蔡元培的评论除了“系统的研究”外，还总结出其他方面，远远超过胡适的期待。可见，蔡元培对大纲的评价之高，甚至于将绩溪城内胡氏安在胡适身上。关于此，胡适当年并未指正，在晚年的访谈中才指出：“世居绩溪城内的胡家，与我家并非同宗。”

不止如此，面对林琴南的非难，蔡元培也表现出维护大纲的态度。关于批孔和白话文问题，林琴南称之为“覆孔孟，铲伦常”以及“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蔡元培在致林琴南的信中皆为胡适辩护。他称，“大学讲义涉及孔、孟者，惟哲学门中之中国哲学史。已出版者，为胡适之君之《中国上古哲学史大纲》，请详阅一过，果有‘覆孔、孟’之说乎？”此外，关于白话问题，蔡元培也称：“所可指为白话体者，惟胡适之君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其中所引古书，多属原文，非皆白话也。”实际上，胡适在书中对孔子虽没有大肆批评，但怀疑经书、认为孔子守旧，足以引起守旧者的不满。此外，大纲的确是白话文著作，不能因引文保持古文就撇清文学革命的主张。蔡元培避重就轻实际上就是维护新文化，维护大纲。1923年，蔡元培回顾近五十年中国哲学的演化，将《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他指出，“胡氏用他实验哲学的眼光，来叙述批评秦以前的哲学家，最注重的是各家的辩证法，这正是从前读先秦哲学书者所最不注意的。而且他那全卷有系统的叙述，也是从前所没有的。”如果说蔡元培的序言是对大纲本身的学术判定，那么这段论述就意味着对大纲的学术史判定。在学术史中，大纲是第一部新的哲学史。第一部以哲学史命名著作是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但是，蔡元培特意强调“第一部新的”加以区分。这就蕴含着谢无量的著作虽为第一部但是旧的，而胡适的大纲才是第一部新的哲学史。蔡元培对《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开新意义有着充分的估定。

新文化派中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着重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对于大纲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和评论。北京大学有不少员工接受新文化并上过胡适的课程，从中亦可观察到大纲在员工中的阅读和反响。当时哲学门的顾颉刚听了胡适讲中国哲学史，就觉得：“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胡适开篇第一章就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直接丢掉三皇五帝和夏商等。这与之前陈汉章的讲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从伏羲起讲；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所以，顾颉刚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见解很是佩服。顾颉刚此后开展古史辨运动，与此有着密切的联系。除了对古史的怀疑，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也对顾颉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顾颉刚说，“自读此篇，仿佛把我的头脑洗刷了一下，使我认到了一条光明之路。从此我不信有九流，更不信九流之出于王官，而承认诸子的兴起各有其背景，其立说在各求其所需要。”因此，顾颉刚对《汉书·艺文志》的论述产生怀疑，对于先秦学术的派分、源流等有了新的认识。在讨论诸子学的起源时，他指出：“在那种黑暗状态底下的人们，当然有许多不满现状的优秀分子出来规划种种方策，打算自救。这便是思想激进的主因。”在北京大学时期，顾颉刚对于诸子学颇为关注，毕业论文就是研究庄子。毕业后，顾颉刚从事古史辨伪，无疑是“东周以上无史论”的深化和扩展。傅斯年早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听了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课程。当时，胡适截断横流，从老子开始讲古代哲学，在员工中引起不小的反响。有不少同学不以为然。“这一班员工们都说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讲授呢！”当时傅斯年在员工中颇有影响力，他听了几次课，对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颇为满意，认为胡适的路子是对的。因为赞同新思想，他对胡适的疑古态度表示赞同，平息了员工的争议。

总之，新文化派对《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学术评价颇高。他们的思路更多是将《中国哲学史大纲》置于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下，强调它的开创性和革命性意义。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重新认识，主要就是继承新文化派的认识。正如有学者所言，“对《大纲》的重估，有意无意跳过了20世纪20—30年代学人的反省，重新回到五四新文化的语境中去，凸显其划时代的开山意义。”如果将它置于五四时期的历史情境中就可以发现，《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和回响是复杂的、多元的。譬如，东方文化派、学衡派皆对《中国哲学史大纲》颇为关注，并做出了学术评论。

在五四时期，学衡派与新文化派南北对峙，承认文化的历史性统一，因此新文化的建设必须重视“中国文化精神”，发挥传统文化的优长，在与西方文化的平等交流中创造新文化。这种文化观也深深地影响着学衡派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和认识。从学术史来看，学衡派的研究重心是文学、史学史、文化史、中西交通史、通史等方面，对于诸子学的关注较少。但是，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后，学衡派代表柳诒徵、缪凤林等对之颇为关注，并撰写文章加以评述。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学衡派之论诸子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从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开始的。”

学衡派对《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反响，主要集中在诸子与王官的关系和孔墨评价两个问题。胡适对“九流出王官”说不以为然，认为是“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凭据”。胡适以此为根基，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从老子开始讲起。柳诒徵对此不以为然，称“胡氏论学之大病，在诬古而武断”。具体言之，柳诒徵从以下方面进行了辩驳。其一，胡适引《淮南·要略》的“救世弊”，对于《庄子·天下》却视而不见。《庄子》明确称“古之道术在于是者”，“某某闻其风而说之”，正说明了诸子学的本源。其二，胡适采用儒家托古改制论，对于古书采取抹杀态度。然而，古代的天子、三公多是圣知，“举凡名、法之学，无不开其先河，后世学者各得其一官之所传”。通过以上的论争，柳诒徵主张古代王官有学术，诸子学出于王官。实际上，柳诒徵忽视了一个根本性问题：从王官学到诸子学的中间环节。王官有学术是客观存在的，王官学是诸子学渊源。然而，将诸子百家的学术一一与具体的王官对应，用以说明诸子与王官之间的关系，是缺乏充分理由的。经研究，诸子出于王官是“刘歆站在儒家经学立场统摄诸子百家的理论话语，表面上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实质是因应了西汉以来学术文化整合发展的趋势。”不仅如此，柳诒徵还认为，“诸子之学出于古代圣哲者为正因，而激发于当日之时势者为副因。举副因而弃正因，岂可谓仔细研究乎？”柳诒徵对诸子学原因的分析可谓是本末倒置。诸子学的兴起固然是受了王官学的影响，然而主要原因是时代的原因。因为思想学说是对社会的有意识的反映。柳诒徵批评胡适“举副因而弃正因”，实际上他自己才真正是“举副因为正因”。这也充分彰显出柳诒徵“信古”的保守立场。

紧随柳诒徵之后，缪凤林继续发挥师说。1922年，缪凤林发表《评胡氏诸子不出于王官论》，针对胡适的诸条理由一一辩驳，主张“诸子之学出于王官，起于时势之影响”。他认为，出王官是诸子学兴起的远因，救时弊是诸子学兴起的近因。二者的主要差异在前者，也就是诸子与王官的关系。根据相关研究，诸子学与西周的王官学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缪凤林却固守诸子学出于王官，这是无可回避的漏洞。正如胡适所言，“古者学在王官是一事；诸子之学是否出于王官又是一事。”缪凤林却混淆了二者，认为“知古代学在王官，然后知诸子之学皆出于王官”。尽管缪凤林的认识存在诸多问题，但是他对胡适论学的动机真可谓一针见血：“胡氏之蔽虽在不认诸子之学之有前因。而其动机似在某种学说之产生，其所出者必为甚高而始能。以为王官之学，不及诸子，苟一言诸子出于王官，即大为诸子之学减色。”实际上，经降子升是清季以来中国学术变迁的主要趋势之一。胡适的疑古倾向使得上古学术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进而诸子学成为中国思想史的源头。这充分地体现了胡适尊子抑经的学术旨趣。

除“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学衡派对胡适的孔子观也进行批评。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对孔子并没有表现出严厉的批判，反倒是给予了一定的评价。他认为，“自从孔子提出‘正名’的问题之后，古代哲学家都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我们简直可以说孔子的正名主义，实是中国名学的始祖。”单纯从书中来看，胡适并未贬低孔子。柳诒徵却依然能够从中挑刺，认为胡适诋毁孔子。他所举出的例子，是胡适主张“孔子杀少正卯”。实际上这件事是子虚乌有，因为《左传》记载了孔子堕三都并未记载杀少正卯。柳诒徵却以此为借口批评胡适诋毁孔子，其实就是学术挑刺。柳诒徵之所以对此颇为敏感，是因为新文化派批孔。在一定程度上，他批评胡适，也就意味着是批评新文化派。在他看来，孔子是“东方文化之祖”。他对孔子的评价甚高：“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孔子在学说、著述、政治、教育诸方面，贡献甚大。在《孔学管见》中，柳诒徵称：“吾人试平心静气，熟思此数十寒暑，如何度过，再取世间种种方法，一一揣度。自知安身立命之法，以孔子之教为最善。”因此，他表面上是批评胡适的“孔子杀少正卯”的问题，实质上批判新文化派的诋孔。作为柳诒徵的弟子，缪凤林基本伸张师说，批评胡适对孔子的态度。他指出，“拾章氏牙慧以论孔子的，尚有某君的《哲学史大纲》：我们不愿对他有何批评；我们只佩服他的胆大。”在缪凤林看来，孔子是伟大的，“只要有一部《论语》，依然可做全人类的导师”。由此可见，柳诒徵和缪凤林师徒对孔子学说评价甚高，从人格角度阐释孔子对人类文化的贡献。

与此同时，柳诒徵还对胡适的尊墨不以为然。柳诒徵以为，“胡氏之书，扬墨而非孔老”。柳诒徵在批判胡适批孔的同时，还对胡适的尊墨展开批评。他指出，“讲国学者莫不右墨而左孔，且痛诋孟子拒墨之非。然世界自有公理，非徒凭少数人舞文弄墨便可颠倒古今是非也。墨子之道，本自不能通行，自战国以来墨学久绝者，初非举世数千年若干万亿人皆为孟子所愚，实由墨子之说拂天性而悖人情，自有以致之耳。”他特别批判墨子的“兼爱”学说是违背天性的，因此赞同孟子对墨子的排斥。实际上，柳诒徵的《读墨微言》并非是为了研究墨子，而是为了反对尊墨批孔的言论，进而维护孔子的地位。在《中国文化史》中，柳诒徵对于当时的墨学复兴有意回避，可能是因为在墨学研究方面最能体现以诸子学附会西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他对墨学的态度。柳诒徵唯一着重讨论的就是墨学衰微的原因，指出：“今之论者，谓由于儒家、法家反对其说，及墨家诡辩太微妙之故。吾以为别有三因焉。一则刻苦太过，不尽人情。一则互相猜忌，争为巨子。一则鹜外徇名，易为世夺。”实际上，柳诒徵所批评的论者正是胡适。柳诒徵之所以批判这种论断，主要原因是其将墨学衰弱的原因归结于异己的排斥。柳诒徵则更加侧重从内在的原因分析墨学的消亡。这就意味着墨学自身存在着无可避免的缺陷。可见，柳诒徵对墨学的评价不高，甚至是持一种批评的态度。

总之，柳诒徵和缪凤林对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和孔子论展开批评主要在于文化观之间的差异。他们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颇为关注，却评价不高。但柳诒徵对陆懋德《周秦哲学史》却表现出一定的好感。实际上，《周秦哲学史》的撰述动机之一就是反思《中国哲学史大纲》。陆懋德指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民国八年出版），取材较广，立论较严，然其书除墨学、名学外，于道家、儒家、法家之说，又有‘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之病。”因此，与胡适偏重名理不同，陆懋德对诸子学的研究偏重道德政治学说。因此，在书中，陆懋德对胡适的论断多有批评。譬如，对于诸子学兴起的原因，胡适认为：“政治那样黑暗，社会那样纷乱，贫富那样不均，民生那样痛苦。有了这种时势，自然会生出种种思想的反动。”而陆懋德则不以为然，称“近人因之，遂谓周秦哲学之勃起，皆由于政治不良之结果，此实大误。”因为当时的交通不便，一国的政治黑暗、一国的人民流离未必能影响他国。从周秦之际的状况来看，诸子学勃兴的远因近因“盖甚复杂”。而陆懋德所提及的“近人”就是胡适。对此，柳诒徵对陆懋德评价甚高，称“此说自不可废，持平之旨于此可见”。类似这样的批评在书中还有不少，大致有20余处。在柳诒徵看来，陆懋德批评胡适的论断是恰当的，如针砭欧美近世的思想、批评进化不如自化、明斥杜威一派的哲学、批判墨学浅薄。总体来看，陆懋德的学术立场与胡适相反，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柳诒徵对陆懋德的好感。如果换个视角，柳诒徵的书评，表面上是评论陆懋德的《周秦哲学史》，实际上也有借助该书批判胡适的意图。从学术来看，柳诒徵的论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他注意到诸子学兴起的文化根基，强调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但是，他却将诸子学兴起的文化根基绑架在“王官”说上，并且在凸显孔子价值的同时却走向批判墨学。不可不说，柳诒徵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批评颇多意气之争。

概而言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围绕它展开的阅读与反响也是层出不穷。就五四时期而言，新文化派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强调大纲的革命性意义；东方文化派从非理性主义的角度批评胡适轻视人生观问题；学衡派从中国文化出发批评胡适的疑古与诋孔。虽然《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学术著作，但是学术评论和争议的背后却深深地与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争论纠结在一起。中国文化的出路，是各派关注的核心问题；文化观的差异导致大纲的学术反响也呈现出复调性。更为重要的是，围绕《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同声音，不仅揭示了文化观念的差异性，更凸显了著作的生命力。实际上，争论的双方既是对立的，也是可以和谐的，因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也是相对的。围绕大纲的复调声音，正是大纲的学术魅力和思想活力的体现。当下对《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重估，过于凸显新文化派的评论，表面是抬高它的学术地位，实际上是遮蔽它的生命力。